吳思

　　在我走過的有限的大江南北中，廣州是我最喜歡的一座城市。除了天氣炎熱，這座城市幾乎沒有缺點。我喜歡它，主要是因為廣州人的開放、務實、溫和而充滿活力，而這些優點歸根結底是四十年改革給廣東帶來的。作為改革開放最早的橋頭堡，這裡成了中國最自由、最文明的地方。開放帶來自由，自由讓人平等相處、通情達理，而不會像傳統計畫經濟的命令—服從模式那樣讓人變得蠻不講理。慢慢地，人們會更習慣用情理和法律，而不是權力和關係去解決自己的問題，而公權力在相對發達的市民社會面前也會顯得相對謙卑與克制。這就是我對廣州的良好印象。

　　當然，一個自由的城市注定少不了是非，這本來是十分正常的。2003年春夏之交源於南方的“非典”，很可能是“吃出來的病”，但也正是當地的《南方都市報》首先揭開了“非典”的蓋子；與此同時的“孫志剛事件”正發生在廣州，也是南都報一篇《一位公民的非正常死亡》出了事件的真相。報社領導後來為良知和勇氣付出了代價，但這並未對充滿活力的「南方系」產生「寒蟬效應」。此後十餘年，它是廣州最大的「正資產」。 「孫志剛事件」發生在廣州，卻並非廣州之恥；悲劇哪裡都有，但只有一個自由的城市才有足夠的自我糾錯能力，讓悲劇不再重演。事件過後，人們並沒有糾結於孫志剛之死是因為警察扣押了一位在廣州合法暫住的大學生這樣的細節，而是聚焦於遍布全國的收容遣送的製度之惡，並盛贊南方報系的報道不僅讓類似的悲劇不在故地重演，而且幫助全國終結了一項施行志制度多年的惡政，“孫孫剛進步”成為了公民終結的一個里程碑。因為自由，廣州變得更文明了。記得多年前還在辯論「廣州模式」和「重慶模式」的時候，我毫不猶豫地站在了廣州這一邊。

　　然而，時過境遷。近年來，廣州似乎變得不那麼自由，也不那麼文明了。先是女律師孫世華披露，自己遭到了荔灣區警察強令脫衣檢查的羞辱。雖然律師和警察各執一詞，但是警方不僅一直拒絕公佈事發當時的視頻錄像，而且還拘捕了當時在場的數位目擊證人，不免讓人心生狐疑。如果錯在律師，為什麼不公佈影片呢？重慶巴士墜江事故發生後，曾有報道說大巴是為了躲避迎面而來的逆行小轎車，但是短短十幾秒的影片公佈，什麼都清楚了。公佈律師和警察交涉過程的影片有那麼難嗎？如果錯在警察，證據「不便」公佈，那麼荔灣區警察的這項行為無疑是極不文明的。而在尚未證明自身行為合法性的情況下，荔灣區公安局又擬對孫律師下達處罰通知。

　　最近又有「尋月小組」發布尋人啟示稱，北大畢業生岳昕和北醫大畢業生顧佳悅已「失蹤」兩個多月，據說被控制在廣州，顧佳悅還被「跨省追捕」了。兩位畢業不久的女大學生失蹤那麼久，家人卻沒有得到任何正式通知，甚至全然不知被拘留在何處。還有中山大學碩士沈夢雨，據說也已失蹤很久。如果這一切真的發生在廣州，這樣的行為不僅違法，而且顯然也很不文明。

　　以上幾位剛好都是女性，而對待女性的姿態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座城市文明的尺度。胡適開玩笑說，「怕老婆」是民主國家的特徵，但此言不虛。尊重女性不僅是一種風度，也是法治文明的底線。人民之所以設立國家，國家之所以供養警察，是要讓他們維護文明、制止野蠻。如何區分文明與野蠻呢？也很簡單，中國俗話說：「君子動口不動手。」動手，那就是野蠻了；如果只是動口，則雖然可能說的不對，也仍然屬於文明社會自由表達的範圍。對於暴力行為，譬如重慶大巴上打罵司機的那位女士，國家理當依法以暴制暴；但是對於不同意見的自由表達，即便表達的方式有點激烈，只要沒有行動或明顯煽動暴力的言論，即不得動用警力強行控制。文明國家使用暴力必須具備正當理由。如果無端使用暴力，那麼警察就不是在維護文明，而是在實施野蠻了，而一個不讓人民自由說話、講理的國家一定會培養出一個官吏橫行霸道、百姓冷漠暴戾的野蠻民族。

　　和男性相比，女性顯然更為柔弱，一般不會有什麼暴力傾向（重慶大巴上的那位女士例外），因而也沒有正當理由對她們實施任何國家暴力。以上幾位女性都很勇敢，其中一位是為了老請願人維權，其他三位則是因為聲援深圳佳士工人而失去自由。她們的政治立場或左或右，或未必明確，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她們有任何暴力行為或煽動暴力的言論。依照「無罪推定」原則，她們都在合法行使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都應該受到國家的善待。至少，她們的自由和尊嚴不應該受到傷害。

　　就在大學生失蹤的同時，據說深圳佳士數名維權工人已遭到刑事拘留。關於今年7月發生的佳士維權事件，不同媒體有不同說法。有的說是工人因為待遇惡劣而要求組成工會，過程中遭到黑社會暴力打壓；官方媒體則稱，有些工人強行進入工廠並「衝擊派出所」。如果確實發生了暴力行為，當然可以採取刑事措施，除非有關行為構成針對暴力侵害的正當防衛。但如果工人只是要求改善待遇、組成工會，那麼他們顯然不能因為行使憲法第35條規定的結社自由而受到刑事處分。在政府眼裡，組成工會也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實際上卻恰恰相反。一個真正的工會不僅能有效維護工人的權益，也能幫政府節省許多麻煩。工會多了，工人得以自我保護，工人待遇得到基本保障，當地的勞資矛盾得到及時解決，罷工、上訪乃至跳樓就少了。多一點自由，就多一點文明，政府身在其中也會受益匪淺，應該不會不懂這個道理。

　　至於這次事件的組織者，也是眾說紛紜。有的說是某些左派組織所為，官媒則稱是「境外非法組織」策劃。作為外地群眾，我們不明這次事件的真相。但眾所周知的是，「境外敵對勢力」早已成了幾乎所有政府違法的保護傘；不論公權力做錯了什麼，只要給對方貼上這個標籤，一切問責統統擺平。政府不用反思道歉，更不用調查追責，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抓出「幕後黑手」交差。這招真管用，但凡是國內重大公共事件，就必然有「境外敵對勢力」做推手，至少境外媒體都會關注報道嘛。可是，「陰謀論」或許能為地方官員免責，但真的能幫助地方解決問題嗎？我們能不能思考簡單一點，不要那麼在意這個“勢力”、那個“黑手”，只要問問自己在行使公權的過程中有沒有超越法治底線；如果自己有錯，再大再黑的“境外勢力”也不能成為追究公權違法的擋箭牌。

　　我並不是說廣州現在做得比其它地方差。和許多地方相比，廣州警察或許文明不少。但和其在中國改革之初即留下的歷史記憶相比，廣州近期的某些做法似不符合大眾對這所美好城市的期待。當然，在目前大環境下，廣州或難獨善其身，但是回歸法治文明的底線、糾正自己的錯誤而非推諉於某些外部因素，完全是在地方政府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文明的步伐終究是擋不住的。與其成為法治文明的絆腳石，不如在改革四十週年之際再帶一次頭，讓廣州率各地之先回到法治文明的軌道。這次不妨從尊重女性開始，把屬於她們的自由、安全、尊嚴還給她們。

　　久違了，一個開放、自由、文明、尊重法治的廣州！我們期盼你早日回歸。

[張千帆著名法學家，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本文首刊於2018年11月15日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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