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章潤

　　近代早期以還，地中海文明一馬當先，大西洋文明繼起，再第次擴張至太平洋文明體系，終於將全球裹挾一體，造成了這一叫做「世界體系」的現代秩序框架。其中，僅就「二戰」以來全球秩序觀察，其之依然未脫雅爾塔體系，纏繞於霸權秩序與條約秩序，說明世界體系一旦形成，非時代根本有變，否則不足言變。凡此秩序體系，歷經三、四百年，漸次砥礪成型，全球伸展，遂為典範，伴隨著世界性文明大轉型而來，框含起現代世界及其政經安排。它不僅意味著一整套現代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特別是全新的政經安排，而且，也是一種文明典範，構成了現代世界的義理結構，鋪展出文明論意義上的全球景觀，從而，形成了具有全球同構性的世界歷史發展脈絡及其核心治理結構。晚近三、四個世紀裡，籠統全球文明走向與政經實踐的，其基本框架，其結果形態，即此世界體係也。

　　中國的三波“改革開放”，綿延一個半世紀，就發生在這一世界體系之中，跌宕逶迤於自大西洋體係向太平洋體系的擴張之際，並煎熬於此刻“印太格局”雛形初現時節。因而，理解中國的近代歷史及其“改革開放”，必須回到世界體系中去，在全球史中返身回視中國，方能獲致完整印象。其間，以“民族國家—文明立國”與“民主國家—自由立國”為主軸的“雙元革命”，貫穿始終，蔚為經緯，而以自由主義的“五場戰役”，特別是正在中國上演的最後一役，演繹著“歷史不終結”的弘壯劇，並必將為此長程歷史作最後的收束。

一、八大問題、轉型四系與雙元革命

　　十六世紀晚期、十七世紀初期以還，伴隨著荷蘭的現代進程與英國革命，世界不期然間逐步邁入這個叫做「現代」的時代，而有一個現代秩序、現代文明與現代世界的發生論。其間，從地中海向大西洋兩岸擴展，再推及全球，遞次出現而解決、對於現代世界的創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概莫八大問題，而以八場政治革命的方式完成，啟動和迎應的是近代世界性文明大轉型，最終形成了上述雙元革命格局。兩個國家版本，搭伴聯袂，前後腳來到人世，演繹出人類群體生活治理體系的兩個世代，而二位一體，於提煉國家理性與民族理想之際，弘揚公民理性與公民理想，基本底定了這個叫做現代的人世生活與人間秩序。由此造成完整的現代秩序與世界體系。這是全球最宏大的人間景觀，蔚為三、四百年來最為重大的地球事件。

　　凡此八大問題，或八大案例，依其順序，概莫「英國問題」、「美國問題」、「法國問題」、「德國問題」、「西班牙問題」、「俄國問題」和「中國問題」。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轉型，規模既宏，進程跌宕，自成一脈。其中，「英國革命」開啟現代端緒，主要敘述的是古今之變。 「美國革命」以自由人的選擇自由和自做主宰的人權，於撕裂甚或摧毀母邦大英帝國之際，而另立新國。 “法國問題”及其“大革命”，源自於從路易十六開始的改革，卻因舊制度不恪重負，導致最終崩盤。此後德、俄轉型，另有跌宕，至為慘烈。除此之外，還有一脈典範，不妨名曰“西班牙問題”，包括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智利，或許還可算上韓國與中國的台島，乃至於今日的緬甸，所講述的是獨裁者在專政最後時光逆轉歷史，或者，順應歷史，親自主導了民主進程，實現和平過渡。像是智利的皮洛切特、希臘的帕潘德里歐、西班牙的大獨裁者弗朗哥，以及中華民國政體下的蔣二世，都是這號人物，例屬這一類型，不妨統稱為「西班牙革命」。

　　上述八大案例，歸納起來，實為四個系列，可謂“轉型四系”，或者，“革命四型”。此即英美一系的“英美型”，德意日一系的“德國型”，法俄中一系的“法國型”，以及“西班牙型”。凡此四系，庶幾乎描摹出這個風雲跌宕大時代的完整圖景。非洲大陸與拉丁美洲諸族，超癒一個世紀的變革轉型，生聚教訓，不出上述四型籠統。

　　這一、兩百年裡，中國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中國問題”，一個世界體系背景下和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問題”，既是構成此刻這個世界體系和世界歷史本身最為核心的元典性問題，也是全球範圍內近代大轉型最為典型而復雜的案例。在此，近代中國的大轉型是中國歷史邏輯自身演繹的必然結果，接續策應的則為地中海文明與大西洋文明的歷史進程，而匯入並推展為太平洋文明時代的宏大格局，並有望於未來以中國文明的在境性思考為此普世大轉型收束，收歸於下述自由主義的最後一役。

　　「中國問題」統歸於「法俄中」一系，就在於其政治革命的狂飆突進，不僅時段延綿，而且慘烈異常，尤以俄中為烈。另一方面，就轉型半途跌宕而後「重啟改革」而言，則與「德日」一系分享了歷史進程「斷而後續」的特殊性。德國於“ 1871 ”奠定國家形制，卻不幸攪合於兩次“大戰”，實為歧出，直待“ 1945 ”和“ 1990 ”，方始接續，重新出發。故而，1945年後的日本是回到明治再出發，德國則回到魏瑪、回到俾斯麥，一如“ 1978 ”的中國回到“ 1911 ”，回到“ 1945 ”，甚至於回到“ 1860 ”，採取的都是“向後倒退向前進”這一曲折路。同時，中國已然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大轉型，中經辛亥光榮革命，而後內戰酷烈，卻又類似於「英國問題」的解決之道。再者，放眼大中華，則台島轉型啟動於獨裁者晚年基於無可奈何的自覺，循沿的彷彿是「西班牙一系」的軌跡。凡此種種，反映了「中國問題」及其大轉型的超級複雜性，由此而有下文將要論述的「最後一役」的複合性質。

二、五場戰役

　　在此浩瀚進程中，自由主義及其政治哲學逐漸成長，並因其抉發人性，張揚理想，對於「自由在於分享公共權力」這一人類合眾群居的根本問題做出了有效體制安排，遂應時順勢，其勢洶湧，其力澎湃，歷經五場戰役，終於塑造了這個現代秩序，也是迄今為止最合理的人間秩序。

　　第一場戰役，“古今之變”，行進於英法革命與美利堅建國進程，抽取出自由主義的人性觀念，提煉出關於愜意人生的基本理念，鋪展開來了立憲民主的內政框架，特別是憲政安排的政治技藝，於古今之變中作育新型人世。由此奠立了「民主國家—自由立國」的思想與政治基礎，而以其人道意義與政治典範性，引領這個世界走進真正現代。關於「現代中國」的道德憧憬和政治想像，包括已然落地台島的政制實踐，以「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籠統，均為這一西潮洶湧拍岸的飛濺浪花，也是世界性民主大潮的華夏善果。

　　第二場戰役，“海陸之戰”，表現為“一戰”的慘烈起落。當其時，英法自由放任式經濟體系與普魯士組織化國家主義短兵相接，勢不相容，遂一決高下。某種意義上，就帝國爭鋒來看，這是發生在陸上容克貴族式帝國與海洋霸權國家之間的博弈，蔚為海陸之爭，也是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殊死較量。就其帝國之戰的性質而言，將“一戰”稱為帝國主義內部的一場混戰，而“春秋無義戰”，也有道理。但是，戰後四大帝國解體，魏瑪共和誕生，從而得謂自由主義的勝利，卻也是事實。否則，後果更且不堪。不過，自由主義的慘勝，成果有限，而埋下第三、四場戰役的隱患。

　　第三場戰役，“文野之別”，以“二戰”為主戰場，並間歇延宕至1970年代中後期。這場反法西斯與對抗納粹之戰，捍衛的是歷經憂患方始建立的自由民主政治，所要超克的是現代性的野蠻性，終於以再度重申人權和自由的至高無上告終，並建立了沿用至今的全球秩序、世界體系及其基本規範。至於1970年代中期西、葡諸國與東亞部分地區相繼從右翼極權紛轉為立憲民主政體，則為其餘脈，於時隔三十年後，轟然迴響，而大廈傾矣。若說教訓，則「二戰」的最大敗筆在於，為了擊敗法西斯和納粹，乃與蘇俄合作，以至於養癰遺患，滅小賊而肥大寇，不得已後來以冷戰終結，這才人間晴晚，天道好還。戰後差不多半個地球的苦難，數千萬人死於左翼極權暴政，遠超「二戰」本身，皆源自於此。

　　第四場戰役，同樣是“文野之別”，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冷戰”，發生在左翼極權國家與自由民主聯盟兩大陣營，以前者的徹底崩潰而告終。其所再度撬動的現代世界的文野之爭，以自由民主政體的人道對抗全面專政的暴蠻，並終於贏得勝利，再次證明了自由主義所迎應抉發的人性善良之不可凌辱。曾幾何時，蘇俄式嗜血極權政體，憑藉“人為的辯證法”，施行全民人身強制，厲行書報檢查，於說明和論證自認鐵律的歷史辯證法之際，用大牆和鐵牢來印證。億萬眾生，無名無姓，分納於敵我階級的框格之中，隨其起舞，成為這齣鬧劇的繽紛道具和通往虛幻歷史願景長旅上的道道枕木。鐵桶之內，不但「君子作歌，維以告哀」不行，連「內心的流亡」也不准，文明遂在一夜之間潰退。因此，冷戰結果以共產極權的一夜崩潰結束，不僅是自由保衛戰的勝利，也是文明的凱旋，更是人性不屈的頌歌。鄧公南巡發生於「1992 年」這個時間節點，此為所謂「大環境」的重要因素。而此後以局部讓利於民和有限容忍市民生活的方式獲得政制迴旋餘地，乃至於反不學好，卻漸次發展成為“大數據極權主義”，同樣在於以蘇為鑑，取其偏也。近年來左派文人以「學習型」狀述其政，說對了一半，就在於只學有利於專政保存之術，而了無皈依人道普世大道的向善之德。若論晚近危害華夏最烈者，莫若蘇俄與日寇，如陳寅恪先生當年之預言，證諸青史，不予欺也。

　　第五場戰役，也是最後一役，正發生於此刻的中國，以華夏為舞台，綜含上述諸戰特質，並疊加上「中西之爭」。首先，在內政層面，它是中國近代的主流歷史意識和政治意志，指向民主中國與憲政中華，與曾經的「日耳曼-斯拉夫式」野蠻性的對決，已見諸港台民主法治的局部善果，而勢亦必鋪展為華夏秩序。當下膠著，野蠻性再度發作，遂令舉國焦灼。其次，就世界體系來看，它是自由民主國家聯盟與中國式「大數據極權主義」和「威權資本主義」的決戰。後者以黨國統駕馭，君臨天下，絕對壟斷一切權力，對於國民財富進行無度汲取，奉鉗口政策為維穩第一要務，造成了「黨國一體、黨政一體、軍政一體、經政一體和君師一體」的窒息局面。而五位一體，籠罩全民，其勢愈熾，長此以往，將了無希望。故而，較諸前此四場戰役，這場最後一役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複合性質。說穿了，就是華夏文明不甘曾經的日耳曼-斯拉夫式蠻力，回歸文明傳統與普世大道的奮力反抗。若說“驚濤駭浪”，莫此為甚，其能阻擋耶！

　　至於為何說此乃最後一役，就在於它發生在文野之別這一秩序之中，而以進入世界歷史為前提。就此而言，當今世界其他尚未進入民主政治境界甚至有待建構民族國家諸族，必先進入世界歷史，然後才能登堂入室，在文野之別的砥礪前行中，再成高階民主治理之國。而這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不可見於可見未來，故爾另當別論。可以預期，一旦「最後一役」結束，世界上最大的極權國家終於完成現代大轉型，必影響風從，帶來多米諾骨效應，整個東亞、東南亞以及其他諸族諸國，將會隨之大變，世界現代歷史進入收束時段，而有待未來再接再厲，開啟第二期現代文明也。

三、最後一役的複合性質

　　惟此最後一戰，疊加了前此四戰的各種要素，展現出「古今之變、文野之別、海陸之戰與中西之爭」的綜合特質。凡此四重關係，牽連糾結，加劇了華夏大轉型最後臨門一腳的空前難度，也是其遲遲未能畢竟其役的原因所在。

　　首先，當下發生於中國的這場戰役，接續的是晚清啟動的古今之變，恰與第一場戰役若合符契。其他轉型諸族，同遭此厄，有喜有悲。俗常所謂“反封建”，實指以民權共和取替帝制一統，既見諸英法革命，亦為清末民初的中國革命主旋律。經此一役，王朝政治與朝代國家不復存在，代之以民族國家及其政治升級版之民主共和。至於美利堅立國之掙脫宗主統轄，類似近代中國之反抗列強，而延展於下述中西之爭，卻因當日中國文明的中世形態，而不妨統歸於古今之變。刻下中國政制既是列寧式黨國之“五位一體”，已如上述，同時卻又延續了王朝政制，奉行的是“某某代”這一道統觀念，特別是“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王朝政治。故而，“反封建”作為一種“批判的武器”，依舊有效，演示的仍為古今之變。

　　其次，此刻正在進行的這場戰役，還具有海陸之戰的意味，表現為組織化的國家威權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分歧，而類如「一戰」之際的英德關係。只不過，以所有者缺位為主要特徵的黨國資本，將極權與資本兩相配合，你儂我儂，遠較當年的容克貴族政體有權有勢。同時，從政治地理學而言，中國是一個海陸兼備之國，而傳統上為歐亞大陸東端的陸上強國，此刻為了突破海疆島鏈，伸展海權，還真的就遭逢到了一場印太戰略格局中的海陸之爭，使得政經形態競爭與地緣利益分配攪合一體，尚須加析問題，分別加劇了問題的複雜性，加劇了問題的複雜性，尚須加析問題。

　　再次，這場最後一役，根本而言，還是一場文野之戰，其所面對的是全能型「五位一體」大數據極權主義，一種濫觴自華夏傳統中刻薄酷烈的法家文化偏鋒，疊加上蘇俄全能主義極權政治這一西方文明現代性的野蠻性，兩相結合而成的怪胎。就前者言，所需啟動的是中國文明的理性中庸的文教傳統，以求超克；就後者看，非調動自由理念和民主政治不足以擊潰之。置身二十世紀以還的當今世界，這一極權政製作惡多端，展現出最為邪惡的強勢，是現代世界中真正的暴蠻。時至今日，其殘存於齊煙九點及其周邊，抱殘守缺，負隅頑抗，看似得意，實則已呈頹勢矣。

　　最後，毋庸諱言，此刻正在上演的尚有中西之爭，表現為中美博弈，而內裡則牽連全球權力轉移與世界文明消長。晚近中國的成長，得力於億萬國民節儉勤勞，借力於全球產業體系，引用的是歐美為代表的現代文明成果，而在多個領域逐漸迎頭趕上，逐漸展現出可能改變近代世界權勢格局的態勢，這才引發了四鄰陣陣不安與某種煩躁。抉其隱憂，就在於一個大數據共產極權國家崛起，有如異數，令人聯想到曾經的蘇俄紅色帝國，則勢必時時提防，處處設限。如此作業之時，誤解與曲解難免，對立與對抗加劇，已到攤牌時刻。此為自保本性使然，要在雙方妥善溝通。尤其是海洋航行自由之於現代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於先發國族抑或新興強國，不言而喻，均無不同，更成焦點所在，其來有自。在此可以提示的一點是，可以想像，縱便未來中國完成立憲民主轉型，亦非等於完全排除此類權勢爭鋒和文明誤解，但民主國族的價值同一性，「自己人」認同，必有助於化解，乃至於徹底消解緊張。雖說「民主國家無戰爭」並非萬能保票，但「二戰」後民主國家從無戰爭的七十年歷史，對此早已提供正解。只要能避免戰爭，不管是冷戰還是熱戰，就是勝利，雙方的共同勝利。在此，吾國非能置身世界歷史之外，更且早已深嵌於這個世界體系，為何不能擇善而從，而非要固守僵化黨國體制，自樹為敵呢？ ！

　　綜上所述，最後一役的綜合性，決定它的複雜艱難及其世界文明史意義。同時，說到這裡可以看出，以「戰役」命名這場主要體現為文野較量的四重博弈，只是修辭譬喻，恰在追求和平，一種將「立憲民主、人民共和」落地華夏的和平進程。不僅是結果的和平屬性，也在於手段的和平選擇。此為自由理念與專政暴蠻的區別所在，而期期於以自由立國導向永久和平矣。

四、重申四個觀念

　　對於上述五場戰役，特別是最後一戰的世界性地緣政治意味和全球文明史意義，而首先是對於勞生息死於這方水土之上億萬斯民的生存論意義，吾人須有清醒認識，切不可掉以輕心，自不待言。而應對之道，不是以陳舊意識形態和過渡政體來頑抗，更不能為了保住一黨一派的專政私利，以億萬蒼生的身家性命做人質，將中國當成了予取予奪的殖民地。毋寧，須於「低頭致意」中，走人類政治文明的共同大道，也就是中國的繁榮文明之道。而當下所能做的，還是不外立足世界體系，循沿近代中國的主流歷史意識與政治意志，重啟「改革開放」。所謂和平，則和平在此，而不得已且在此。

　　如本組系列紀念文章第一篇所述，始自1978年三中全會的這波“改革開放”，已於五年前終止。此後不進則退，卻又彷彿藕斷絲連，大家遂於忐忑中保有一絲流連，在憂恐中徬徨四顧，而多少依然期待奇蹟發生，企望或許會有柳暗花明，哪怕只是一絲一毫。逮捕至“四十年慶祝大會”落幕，號曰“慶祝”，實為葬禮，正式宣告“改革開放”徹底結束，大家這才明白，路已堵死，不再期待當軸會有任何把歷史往前推進一步的實質性舉措了。

　　放眼大歷史，此為逆流，不足為奇，終亦必雨過天晴；置身當下，則可能延宕數載，不僅讓一兩代人報廢，更可能令華夏大轉型再次失去歷史時機，葬送已然超愈一個半世紀建設“現代中國”的落落大業。另一方面，當下世界體係正在進行重大調整重組，時不我待，一旦貽誤，則伊於胡底。怎麼辦？在此，不到萬不得已，還是只能循沿「改革開放」這條和平路徑，積蓄重啟改革的時機與力量。為此，必須重申下列四大觀念，再次呼喚啟動第四波「改革開放」。

　　首先，回歸「現代化」這一基本共識，恪守「建設現代中國」這一基本底線，而且，明確中國尚未實現現代化這一嚴峻現實，如同前此兩波，這波「改革開放」源於中國置身現代，卻瞠乎其後這一冷酷現實，而於追求現代化中起步。左右分歧，朝野異志，獨於現代化並無異議，正說明其為共識所在，也是迫於國族生存壓力的不得不然。至於究竟何為現代化（性），怎樣才算是現代化（性），其為單數抑或複數，凡此彷彿老掉牙而實則依舊懸而未決的理論性作業，其實早有答案，那就是不管何種現代化（性）方案，均不能少了政治民主化。因此，縱便尚存理論爭議，也不妨在試誤中走一步看一步，日進一寸，逐步前進。畢竟，直至今日，一個依舊冷酷的現實是，雖經一個半世紀的奮鬥，中國還是一個半現代之國。不惟尚存前現代之廣大鄉鎮，致令中國因為城鄉懸隔而危乎殆哉，而且，政經轉型均在途中，人文興盛有待作育，恰需接力，恪盡前程。至於現代化之肯定、一定和必定指向政治民主化，也就是所謂的“第五個現代化”，中國躲避不了，逃避不得，也對抗不得，何所其能耶？當此之際，半途而止，不進則退，亦必將前功盡棄，君能萬歲獨善乎？

　　在此，所謂“用幾十年時間就走過了發達國家數百年的工業化道路”，實為昧於事實、毫無歷史意識的癡人說夢。君不見，始自洋務自強運動的現代追求，延展為清末變法、北洋新政和民國經濟建設的接續努力，再經晚近奮鬥，一百六十多年裡，前赴後繼，勞心勞力，更有數千萬人橫屍溝壑，這才蔚然有成，粲然大觀。切斷歷史，抹煞前賢的積勞積慧，而獨自驕矜，如同對岸老美儻論“我們重建了中國”，同為貪天之功，才是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因此，筆者在此不吝筆墨還要提示，也是人人熟知而未必真知的，就是中國今日必須正視自己並非全然現代之國這一尷尬現實，毋寧，尚須於未來幾十年裡，繼續這一現代事業，才能完成現代化進程，也才真正有望過上安穩日子。那時節，你想玩弄什麼前現代後現代的迷彩套路，就使勁兒儘管嗨吧。但是，先走完這一進程，這段路不走完，半道歇火，朋友，隨時就是回頭路，而必龍椅再現，定於一尊矣。

　　其次，也就因此，必須明確中國尚處轉型時段，所謂「將改革進行到底」不是別的，而是指必須恪盡這一大轉型，最終走出轉型時段，進入常態政治，建立常態國家。一天走不出，一天尚未完成這一進程，就一天難言這模式那模式，更不可能津津於「大功告成」的自我「慶祝」。此亦非他，不過就是筆者在本系列第一篇文字《低頭致意，天地無邊》中所言，以行政調整和事務性變革，冒充「改革開放」意義上的大轉型，來搪塞糊弄舉國深化改革要求，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改革開放」。毋寧，虛與委蛇也。在此“第三波改革開放”的意義上，“將改革進行到底”意味著不可能“改革永遠在路上”，而必有終點，請你向全體國民講清道明“時間表”與“路線圖”。而終點就是建立「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現代中國，把選票交還到每個公民手中。這幾年國人不滿日甚，正在於此類虛招繁多，早已讓人生厭，進而在將改革污名化之際，令大家一起失望而揪心。因而，明確中國尚處轉型時段定位，意味著一切尚未成為定局，惟以近代中國的主流歷史意識與政治意志為準，趕緊破局前行。就此而言，啟動政治改革，還政於民，開始立憲民主政治，是必交考卷，再拖下去將會更加被動。

　　再一次，融入世界的世界體系觀念，不僅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政治理性，也是一種全球史的文明觀念。它不僅意味著與世界的和平共處，而且，面對世界高階文明，須有擇善而從的胸襟氣度，藉由文明由高向低的自然流向來充實提澌自身，並於漸臻佳境後輸出反哺。此非惟近世歷史所揭示，實為「自古以來」文明作育的一般性。回首三波改革開放，均為循此思路而來，而善莫大焉。誠然，刻下的國際社會依舊是一個自助體，所謂的世界體系交織著霸權秩序與條約秩序，只能以文野之別、價值判別和利益趨歸這三大認識為主軸，確定主次輕重，劃分中心與邊緣，以明確中國的自我定位，而首先和絕對的標準乃是文野之別。其實，就晚近這波「改革開放」而言，內政上不過是向世俗人生的生存常識回歸，放棄「人為」辯證法的蠱惑，國際政治層面則為對於普世人類正道的低頭致意。也就因此，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可謂不高尚，但卻必須以基於文野之別的「人類價值共同體」作前提，為內核，定皈依。否則，方向、目的和準則迥異，何來同甘苦共命運，誰跟你共同一體？

　　正是在此，今日中美兩國均展現各自的雙重人格。美國對內奉行洛克主義，行公民之道，“人待人如上帝”，意味著絕不能訴諸戰爭與革命，因為無論是革命還是戰爭，都離不開暴力，一旦動武，就意味著政治無效，政治與共同體一同被放逐。而對外則毫不掩飾霍布斯主義，憑霸權之力，“人待人如財狼”，就在於“城牆之外無政治”這一希臘傳統，至老美這兒發育蹈揚為“政治止於水邊”這一政治定義，而厲行敵我之別。因而，美國的問題在於必須學會律己寬人，將“國家性”貫通於“世界性”，而對政治統一體進行軟化，對於國際關係的自助體系性質善予中和。另一方面，就當今國朝而言，於世界論壇倡導命運共同體，強調法治與平等，自由貿易與人權保障亦且朗朗上口，而對內卻鉗口屏聲，壓根兒不承認政治乃合眾群居的和平哲學，因而必須以分享公共權力的方式締造自由，方政國永固這一國之道，使政權統治之道，而公國統治人。如此反差，造成了「連自己的國民也不善待，還能指望它善待世界嗎？」這徹底的尷尬。

　　最後，中國必須明了，超級大國沒有純粹內政，鑑於中國的經濟總量、人口和幅員，雖非超級大國，卻具有全球影響力，也同樣喪失了純粹內政的可能性。在國家政治、國家間政治和全球政治三重視野著眼，凡此大國秉俱全球影響力，其內政治理具有全球示範性，由此造成了內政的國際化，反而致令主權受損，實為大國的必要代價。如阿甘本所論，這一悖論源自世界警察與主權者的關係，就是說，作為超級大國的國家並非世界警察，因而，不僅無權宣布例外狀態，特別是根本沒有藉機將自己當作例外狀態本身這一主權，而且，因其特殊位格，其主權行使反而失去了純粹內政性。既然大國的任何一項內政舉措，均不免深度牽連他國，攪動國際風雲，因而，均不得不考慮其外溢效應，也無法以「內政」和「不得乾涉內政」自我辯解。時至今日，隔洋相望，中美各有困境，而似乎都忘了大國位格及其悖論對於自己的要求。以此為戒，則中國不能深陷過去的革命話語和第三世界反抗者的角色，繼續沿用以應對當今世界，而需明白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位格，錘煉出坦蕩從容的國家理性，有理講理，依法論法，借力打力。但是，這一切取決於全民意誌及其立法者表達，而不能僅僅出乎黨派立場，更非定奪於內廷私議，恰須於權變之間，當變則變，該守才守。至於標準釐定，分寸拿捏，牽涉到下列論題。

五、“該不該”與“能不能”，必須交由全民討論

　　「慶祝大會」定調，「該改的、能改的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筆者對此深表贊同。此間正需展現政治的決斷性質，而事關歷史進程與億萬國民福祉，並必將牽動五洲風雲。惟須補充說明的是，正因為事關國族命運和小民身家，則何為“該與不該”，怎樣才算“能還是不能”，就絕非一黨一派說了算，更非獨操於宮閔政治暗箱作業之手。相反，必須訴諸公共理性，經由全民討論，凝聚全民意志，進而登堂入室，錘煉而成國族意志，這才有望萬眾一心往前奔。這是守法者就是立法者、人民才是主權者這項共和國立國之道的基礎規範，也是其基本倫理。否則，以此“慶祝”四十年，藉此向億萬國民攤牌，劃定底線，非惟“慶祝”，毋寧，是在為五年前就已終止的“改革開放”補辦葬禮，直接羞辱心智和心志，不僅否決了人民的主權者與立法者位格，從而等於承認此為僭主政制，對話，就造成了民眾的主權者與立法者。

　　還有，「該與不該」、「能或不能」的標準——姑且不論所謂「能」者是指「可能性」之有無寡，還是指「能力」之有無高下——不是別的，就是法治秩序之內，自由平等的個體追求幸福的權利，億萬人安寧生計、保有私產與自主恐懼、免於的自由。至於什麼主義或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等等，其本身並非目的，乃為手段，悉以實現上述目的為取捨標準。否則，要這個「國家治理」以及勞煩億萬納稅人天天流血流汗供養的國家本身，更不用說什麼主義，這些個勞什子，幹嘛？ ！再說了，倘若所謂“不能”是指“非不能也，乃不為也”，則羞辱之際，更是違背了全民意志，背離了政治乃合眾群居的和平哲學這一真義，真正危乎殆哉。

　　是的，年中高官曾經放言，年底中央將會“放大招”，出台更多“超出意料”的“改革開放”利好政策。言猶在耳，萬眾翹首以待，不料時限既到，善良心願等來的雖非晴天霹靂，卻是一盆冷水，則期望必將轉為失望，而於信心崩盤之際徹底絕望。事實上，最後的一點期待與期盼，連同那叫做信心的心氣兒，已於今日隨「一錘定音」而煙消雲散。置此時節，合作意願既失，三十多年裡好不容易漸次培育的和平、理性與中道的改革路徑及其共識遂將不復存在，實則意味著全體國民政治上和平共處的底線蕩然，一切危殆。故而，「超越改革開放」的呼聲必將漸起，雖壓抑而難鉗矣。

　　接續本節起始的意思，筆者在此預先發言，想說的是，「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普世道路，圍繞著「以文明立國，以自由立國」展開，是吾國自求多福的惟一大道。

　　四十年前曾有「真理標準」討論，開啟一線生路。今日再遭「該不該」與「能不能」之問，則當軸可有雅量，先就此網開一面，讓億萬國民當一回家，做一回主，七嘴八舌先議議，然後再說「改不改」及其「該不該」與「能不能」。而國中賢達，峨冠博帶，明眸皓齒，為家國天下計，尚欲踴躍置喙，以險中求存、危中生機，力免徒使後人復哀後人耶？

　　處士橫議，說了未必白說，白說還是要說。否則，一個漫長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將會降臨華夏——不，是正在降臨並已經降臨，則大家一起遭難，夫復何言！

2018年12月18 — 20日定稿於清華無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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