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我也討論過Rights的翻譯，跟吳思有點不一樣，剛好可以做一個補充。權分確實是一個更改進的翻譯，但是這個「權」字還是沒有很好解釋，「分」就是你應得的，但是確實還是缺乏正義性。我覺得這可能是個問題。我有一個建議，我曾經在一篇文章寫過，中國古文有很多類似的意思，比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這個“所”字就非常好，就是天然、恰當的意思。所以可以用這個詞，就是“所利”，為什麼所利呢？所就是天然的、應當的、恰當的，但是他沒有區分你到底是承擔義務還是你的權利。所以“所利”，這個“利”就是好處的意思。其實Rights包括了恰當、正確、應當，也包括了好處的意思。所以我覺得可能這個也是一個替代方案，這是我的想法，這也許也許是更好。當然這只是一個方案而已，到底最後哪個能流行，那是取決於後來的人。我們知道語言其實也是一種制度，最後依賴大家的選擇，而不是強力去推行，看哪個翻譯更有競爭力，其實就是這樣子。

　　第二個問題，剛才吳思講的，我覺得你給這個時代取名字，你的動機是什麼？可能有一個動機是你能告訴人家這不是什麼。我有一個分類，比如說中國是“非憲政國家”，或“非憲政時代”，我覺得這可能是對的。還有一點，你有一個期待，你說現在是“前威權時代”，你的期待就是以後是個“威權時代”。為什麼以後就是威權時代？因為大家期待了，大家朝這方面努力，大家知道期待和結果一定是有關係的。我還可以說是“前憲政時代”，為什麼呢？是因為我就期待著憲政，所以我就把它推進了，也許就可能是前憲政時代，這取決於我們的看法、我們的期待和我們的努力。這是第二個問題的討論。

　　第三個問題，我其實不太同意吳思剛才說的“官家主義”，為什麼呢？因為從秦到現在中國歷史上的製度其實發生很大變化，我們近代以來知識分子一個最大毛病就是把秦以後到現在看成是一個東西，我們仔細看看歷史其實非常不同。我覺得例如像漢、唐、宋，餘英時稱作“後三代”，後三代建立了在我看來君主制內的權力製衡的一套規則，包括了諫議制度，包括皇帝在發聖旨的時候要經過中樞省和門下省，但是中樞省和門下省都有權力應該駁回的聖旨，這樣的設計不是絕對不旨主義的君主制，這不是那是這樣的皇帝。所以我比較認同的是錢穆的說法，他說這個時代的政權是什麼？就是「士人政權」。大家可以看看錢穆整個討論，他的依據可能跟我剛才講的很類似。尤其我不能接受的是現在和清以前，從漢到清，包括民國放在同一個範疇內，因為你要知道在唐代，制度專門設立一種官，這個官的職責就是專業的批評皇帝的，還有專門設立一個官，專門駁回皇帝可能違反他認為的天道的聖旨的。現在是這樣的嗎？現在沒有一個專門的政府職位設置專門批評黨政首領的，他如果發布一道命令，如果這道命令違反了憲法，沒有人去駁回。其實這個差距非常大的。這個差距說明這樣一個政權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它可以隨便違反法律和憲法，沒有任何限制機制。但是我們想在唐宋時期是有的。所以我比較贊成錢穆的說法，這個官家主義可能會混淆漢以後到現在很多不同的政府形態。

　　[盛洪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山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國法學政治跨學科理論創新研討會」的評審演講修訂稿（天則經濟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業文化研究會聯合主辦），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載或引用請註明]

2015-9-22 中評網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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