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FT中文網：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40年時，產權理論常被用來解釋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這個理論也被視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引入的最重要的西方經濟理論。能否先請您簡單介紹一下，這理論和中國改革是怎麼相遇的？

　　盛洪：產權理論是製度經濟學的一部分。制度經濟學的一個信念就是，制度是重要的,制度影響行為，行為影響效率。它堅信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濟的成長，主要是源自於制度變遷。產權是一種基礎的製度。產權理論相信，產權制度如果朝著一個好的方向變化，一定會帶來效率的提高，長此以往帶來經濟的發展。科斯、諾斯、張五常等學者發展出來的這個理論，改革開放初期逐漸介紹到中國。

　　FT中文網：中國在1978年啟動改革時，產權已經幾乎完全消失？

　　盛洪：嚴格來講不叫消失，而是一種較低效率的產權，在農村叫做集體產權，一大二公，三級所有，實際上就是沒有私有產權了。

　　這裡要注意，產權(property rights)和所有權( ownership )是有區別的，產生的背景也不一樣。產權( property rights )源自於普通法背景，意味著它沒有所有權的那種絕對性質，比較靈活，是有關人的行為的權利。所有權( ownership )是大陸法的概念，強調對物的所有權是最起作用的，其他都是次要的。

　　中國歷史上，從漢開始，經唐宋明清幾代，一直到民國，土地都是私有的。在很多地方土地分成田面權和田底權。田面權類似經營管理權，是一種產權(property rights)，田底權類似於所有權(ownership)，其實也是一種產權。在普通法國家中，這兩者是平等的。田面權和田底權是可以獨立買賣或轉讓的。所以在中國民間一直有這樣的智慧，「兩權分離」並不是英國人的獨創。到人民公社時期，把私有產權消滅掉了，而消滅私產就出現了很大的問題，生產力下降，導致大饑荒。

　　改革開放之初，雖然沒有發生一場名義上的產權變革，比如說並沒有把集體產權變成個人產權，但實際上發生了一場類似產權變革這樣的變革。在農村，改革者說，我們絕對不會改變土地的集體所有權性質，但我們要激發農戶的積極性，我們就以改變「合約」的辦法來做，實施包產到戶。在城市，國營企業產權還是國有的，但出現了承包製，代表著一種新的分配方式，和農村一樣，不是一種產權變革，而是一種合約變革。

　　這裡就要提到張五常教授的合約理論，我認為這是他最重要的理論貢獻。他認為，產權可以分解成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只要能使用、獲得收益，並且能夠轉讓，就夠了，名義上有沒有所有權並不重要。而包產到戶正是說，農戶種這個地，「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之後，「剩下都是自己的。」剩下的包含什麼？就包含了使用權、收益權，還有部分的轉讓權。

　　張五常的理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80年代初的中國，把集體產權變成個人產權，在政治上是不可操作的，但是要說搞包產到戶，就只是在合約層面發生變化，政治上的阻力就變得非常小，得到了中共高層的接受，在中國農村實施，產生了特別好的結果。就是張五常說的，雖然好像不是產權變革，但它非常類似私有產權的變革，就會產生類似產權變革的結果。

　　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國內的經濟學者，在接觸到製度經濟學理論後，就特別信服，覺得它很棒，解釋力很強，就不斷寫文章介紹它，不斷用這個理論去分析，不斷強調產權的重要性。後來中國的改革從農村走向城市走向工業，這個理論就逐漸就進入中國改革的論述之中了。中國企業的發展，也受到產權理論的推動。民營企業不用說了，肯定是建立在產權基礎上，而國有企業也是參照這個理論來推行公司化改革的，政府提出“產權明晰”這樣的口號，中共從十四大到十六大的決議都包含這些口號，可以看出產權理論已經進入主流話語。

　　FT中文網：張五常教授在1981年的一篇文章中就預測，中國會逐步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是因為他認為中國最終會變成一個私有產權的社會？

　　盛洪：對，他說的「資本主義」其實就是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有一個基礎，就是私有產權。在當時,很難想像中共會倡導私有產權。但張五常的理論說，名義上是不是私有產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他一直盯著這個方面，認為只要有這些權利，結果是差不多的。他當時就預見到，我們不需要經過緊張的政治對抗和暴力革命，不一定要改變產權的本質，只要合約改變了，改革就能走通。他在這點上和別的經濟學家不一樣。別人可能認為，一定要先把集體土地所有權改變為私人土地所有權，才能進行改革。這是一種教科書式的錯誤，因為教科書說市場經濟一定要有​​私有產權，中國沒有私有產權怎麼發展市場經濟？張五常就認為可以，這是他很重要的預見。

　　FT中文網：在改革初期，中國的產權制度以合約變革的方式推進。之後呢？

　　盛洪：之後有一個後續的發展。比如說，包產到戶後湧現出一些比較能幹的農民，他們累積了一些財富，最開始表現為一些貨幣或生活用品，其實已經是他們的私產。然後他們面對下一步：這些累積的財富，是不是可以用來投資？他們拿累積的貨幣去買一些設備，蓋一些廠房，就出現了鄉鎮企業，他們就成了資本家。從鄉鎮企業再發展到現在的民營企業，已經完全是私人產權。所以張五常說的改革路徑非常重要。如果一開始就讓大家去辦私人企業，第一意識形態不接受，第二也沒有錢。這個私人產權應該是在增量上變出來，而不是在存量上變出來的，原來公有產權的還是公有產權，原來集體產權的還是集體產權，在這個基礎上，透過包產到戶，透過各種各樣私人的財富積累，生成了新的私人產權。所以這不矛盾，而且必然會發展成那樣。

　　FT中文網：最近幾年中國社會一種普遍共識是改革停滯了，這與產權有什麼關係？是說中國社會的產權的進一步私有化停止了嗎？

　　盛洪：不單單是這個問題。現在一個更大的問題是，當私有產權發展到某種程度，尤其很多民營企業做到非常大，數百億數千億規模的時候，私有產權就得不到有效保護。有些人動用手中的公權力，強行分割民間的私有財富。產權被破壞，這是很多人覺得改革停滯的原因。

　　FT中文網：是說，民營企業家仍然有累積個人財富的自由，但財富的保障卻成了問題？

　　盛洪：累積財富可以，但當你把企業做得很大的時候，就會有政府官員利用手中的公權力對你施壓，例如要求獲取企業的干股，這種現象非常普遍。如果企業家拒絕，可能會被羅織出很多罪名，可以是黑社會罪，是非法集資罪，最簡單的，官員可以派稅務局去查你有沒有偷稅漏稅。因為我手握公權力，我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侵奪去恐嚇，讓你有恐懼之心，這時候你為了保護自己，只能拿出乾股。反過來講，你拿出乾股給他們，能獲得一種安全感，因為他也是你的股東了，你可能還能獲得別的利益。這時候，產權已經不純粹，無法得到保護，從產權理論來講，政府這個坎就沒過去。而在法治國家，私有產權受到嚴格保護，政府官員沒有任何理由、更不能濫用公權力去侵奪私有產權。

　　FT中文網：所以說，現在的主要問題在於公權力對私有財產權的侵奪？

　　盛洪：對，表現在許多方面，例如農民的土地。一個城市要發展，靠近城市的土地被政府看中，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強制要求農民徵收土地。本來每畝地的市場價值可能是500萬元，政府給5萬讓農民離開。這種情況非常普遍。這時候產權其實受到了巨大的破壞，完全是搶奪土地。再比如稅。一個國家的稅率是政府收取的稅佔GDP的比重，應該在一個恰當的水平，不應該是不斷上漲的。但最近20年，中國的稅率一路上漲，這是不合理的。稅收代表企業和公民購買政府公共財的價格，類似一種壟斷價格，甚至比壟斷更厲害，因為它有暴力作為後盾。當你要購買的一種資源、或一個零件的成本是不受約束的話，實際上你的產權就受到了侵犯，因為你的收益只能越來越低。

　　FT中文網：因此產權理論要發揮作用，前提是有法治社會？

　　盛洪：如果產權可以隨便侵奪，它就不是產權了。反過來講，產權能受到保護，一定是在法治社會中，法治社會最核心的一點，就是約束那些有能力侵奪私權的機構和個人，不能去侵奪。假如一個社會中，政府做什麼不受法律或憲法約束的話，就等於沒有產權。

　　FT中文網：私有產權是怎麼從改革初期的被保護、被鼓勵，變成今天日益被公權力覬覦和侵奪的？

　　盛洪：在80年代，一方面改革剛開始，人們漸漸富裕，但還沒到巨大財富湧流的那種階段；當時的特殊利益集團中，大多數人也還沒有明白怎麼能夠在市場制度下獲得更多的份額。所以在那個階段，相對來講，中國的產權制度不斷走向成熟和完整，老百姓一般的產權是受到保護的。

　　往後的發展中，特殊利益團體開始有兩個考量。第一，它嚐到了市場經濟的好處，看到了市場經濟帶來的巨大財富，如果它可以分一個固定的比例，一定比以前更富，所以它願意繼續推動市場化的改革，包括產權制度的改革。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一般的司法體制是不斷向前推進的，假如兩個老百姓之間因為產權產生糾紛的話，司法制度的確比過去更完善了,可以盡量維持公正。但當產權糾紛涉及公權力的時候，在老百姓和政府打官司的一些案例中，司法反而倒退了，因為公權力會出手幹預。

　　第二，特殊利益團體發現，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幾乎沒有任何約束，比如說每年要花多少錢事實上沒有約束，徵稅也幾乎沒什麼約束——名義上人大是要審查的，但人大什麼時候都會通過。中國目前的稅收中，只有三項是有法律依據的稅收，其他都沒有。這時候，當權者會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壓力，今天這兒缺點兒錢，明天那兒缺點兒錢，那今天這漲點兒稅費，明天那個漲點兒稅費，所以可以看到，稅收的增長速度遠遠高於GDP增長速度，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又高於財政收入的增速，收和支都不太受約束。說的比較公正一點，並不是說其中的個人有什麼惡意，關鍵在於沒有一個硬性的製度約束，所以就不斷在漲，實際上就是公權力不斷地在侵奪民間的產權。

　　因此一方面，特殊利益集團贊成市場，因為市場經濟可以提供源源不絕的財富，計劃經濟下它也沒錢。但另一方面，它又一定要求一種不受約束的政治權力，讓它可以不斷提高它的分割比例——當然它不會直接這麼說，它可以稱之為黨的領導，或者稱之為馬克思主義，或者稱之為國家宏觀調控，都可以。

　　同時，佔中國經濟很大一塊的國營企業也發現，如果把某些產業壟斷了，就定個壟斷高價，可以收穫巨大的利益。很多企業家評論說，八、九十年代時的國企還不太明白，後來全明白了，市場有這麼多錢，我們怎麼能在市場上賺更多錢？我要是壟斷銀行，我就控製存款貸款利率；我要是壟斷石油，我控製石油價格，等等。到了2000年以後，壟斷確實越來越強。在法治國家，競爭是基本原則，壟斷只有在特殊情況下，經過議會的特殊批准才可以，而我們的壟斷都不需要議會批准操作，他們自己批准，我們叫「行政性壟斷」。

　　比壟斷更嚴重的，就是直接侵奪，例如針對一些大型民營企業，還有很多企業家突然就被抓到監獄裡，其實就是因為某官員看中了他的資產。這種情況被披露的並不太多，但各個地方都有。

　　FT中文網：最近一個極具爭議性的現象，就是中國政府在國外的“大撒幣”，不論是透過無償援助還是低利率貸款的方式。這某種意義上是否也是公權力對私權的一種侵犯？

　　盛洪：那當然。在一個憲政國家，花錢是要議會批准的。美國川普總統本來想搞閱兵，突然發現太貴了，那就不搞了，其實大概不到1億美元。中國表面也有審核機制，就是人大，但人大可以不向社會報告，比如說奧運花了多少錢？大家不知道。上合峰會或G20花了多少錢？大家也不知道。

　　FT中文網：與此相關的是中國政府倡議的「一帶一路」。海外對此策略也有很多爭議，一個主要擔憂是，中國會把「公權力幹預商業活動」的做法，輸出到海外？

　　盛洪：「一帶一路」從商業角度考慮是好事，可以打通商道。但中國政府把它當作國際戰略，就有問題了，因為最重要的是它要由中國政府來推動，難免也會把中國政府的弊端推向全世界。這些弊端有很多，例如專案招標，很難保證公正。我們在國內參加過的所謂競標，幾乎都是事前內定的，這就是一個很糟的東西。再加上，國營企業在人家看來，就是中國政府，因為它不只是國有，還建立了黨委，還有黨委書記，那還能真正遵守自由市場經濟的商業規則嗎？馬哈迪一當選馬來西亞新任總理，就宣布暫停前任與中國簽署的「一帶一路」項目，因為他懷疑，這些項目對自己的國家是否真的有好處。最近還爆出一些中國人在海外行賄、或者由政府在背後支持的網路監控等醜聞。如果屬實，這種公權力不受約束的做法向外輸出，對世界商業秩序是一種破壞。

　　FT中文網：正在進行中的中美貿易戰，表面上是兩國間貿易不平衡導致的，但在更深層次上，近幾年中國日益明顯的國進民退、公權力對私權和市場的侵蝕，讓美國甚至整個西方世界抱有很深的擔憂。例如美方就公開批評「中國製造2025」計畫。為什麼外界會擔心這個計劃，以及它所代表的中國政府舉國家之力來提高某些產業競爭力的做法？

　　盛洪：這個計畫名義上要推進中國的科技進步，但我認為它起不到這個角色。這只是一些利益團體為了取得每年6000多億科研基金而打的幌子。中國真正的科技進步靠的不是政府支持，而是兩個來源，一是靠民間科研，而民營企業很少能獲得科研基金，另一個靠的是國外技術的轉移。政府的科研基金其實就是唐僧肉，而在很多時候，申請過程是一個尋租機制，最有創新力的人往往拿不到錢，拿到錢的往往是有關係能拍領導馬屁的人。所以這個體系基本上沒產生真正的科技進步，只是分錢的名義而已。另一個技術進步的來源是買國外技術，然後說成是自己的，像是漢芯、最近爆出的紅芯醜聞都是這樣。所以有人專門就「中國製造2025」問我時，我的回答就是，美國其實不用在意，這沒什麼用，因為政府不會把錢給真正的愛因斯坦。

　　FT中文網：從產權理論的角度來說，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能促進產業發展嗎？

　　盛洪：至少在我們看來，產業政策都是失敗的。可能日本通產省的一些官員和一些教授會說產業政策和日本奇蹟有非常重要的聯繫，但也有很多人會說，日本奇蹟完全是企業家幹出來的，跟產業政策有什麼關係？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日本曾經要限制汽車製造公司的數量，本田汽車原來就不在名單裡，政府說，已經有十幾家了，你再進來，就惡性競爭了。本田克服重重困難，最後它做得最好。產業政策起了反作用。憑什麼要阻攔一個企業去生產汽車？憑什麼政府比企業家更聰明？

　　FT中文網：貿易爭端中的另一個焦點，是中國一些關鍵市場，如金融市場、石油市場，對外資和民間資本的進入。在這些領域，您認為中方迫於外在壓力做出妥協的可能性大嗎？

　　盛洪：可能性不大。國內不開放的市場，很多都是被國營企業壟斷的市場，牽涉巨大的利益，背後都是權貴利益團體。再來如要取消對國企的政府補貼，我講的是廣義補貼，這些利益團體也幾乎不會讓步。貿易戰之初，劉鶴去到美國，只承諾中國多買些美國產品，而美方提的其它要求，比如取消國企補貼、開放一些重要產業的國內市場、開放互聯網等，都沒有得到中方的承諾。川普團隊一開始接受了，我還挺驚訝的，但後來他們很快發現了問題，又反悔了，我覺得才是正常的。

　　這個利益團體很頑固，但是美國的壓力也還在持續。起碼他們應該已經意識到，這場貿易戰，連中國國內的輿論他們都沒贏。中國國內知識分子沒有明顯支持政府，草根階級也沒多少人出來支持。這是因為權貴集團對老百姓的利益有很多侵害，不准人家這，不許人家那。

　　FT中文網：公權對私權的不斷侵奪，會不會出現一個所謂tipping point，一個轉折點，一旦越過，會導致無法挽回的後果？

　　盛洪：對這個問題，我最近的看法比過去悲觀了。我們確實已經接近一個轉折點，這之後就是經濟崩塌。邏輯很簡單，公權不受約束，老在不斷分割更大的利益，這是有一個上限的，上限就是別人都活不下去了。比如說稅率。中國的企業稅率已經高到企業已經沒有利潤空間了。我辛苦做企業，繳完稅就賺不到錢，那我為什麼還要辛苦？把錢帶出去算了。這個結果就是，比較多的人會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幾乎是同時的、大量從市場退出。這就是經濟崩塌的過程。

　　而當局恐怕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第一是因為，它這些年一直往上提稅率，越來越形成慣性。第二是因為輿論控制，使得它不知道危險將近，就是盲人瞎馬地幹。這個國家沒有一個真實資訊的管道。結果就是經濟崩塌，甚至社會動盪。

　　要防止經濟崩塌，需要出來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而這個人需要比鄧小平更有智慧。第一他要能夠完全協調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市場化、憲政民主這套論述。這一點鄧小平完全做到了，馬克思主義對他根本沒有約束。第二，他能對抗強大的利益集團。但是現在，我們看不到這麼一個人。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在特殊利益團體中有一些有長遠眼光的人，他們意識到堅持他們自己的集團利益會毀掉中國經濟，也就毀掉了他們自己，從而願意進行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和自身長遠利益的改革。

　　經濟崩塌會造成多嚴重的後果？比如說，能否改變中國的政治結構？很難說。改變談何容易，中國人沒有準備，老百姓沒有真正的民主的自治傳統和契約精神，而像漢娜?阿里倫特說的那樣，民主是需要這種基礎的，不然就是烏合之眾。

　　當然也不是完全悲觀。市場經濟發展很多年，這些年對社會也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民主培訓，那就是公司。一家公司就是一個微型的憲政民主體制，要遵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股東會選舉出來的理事會，董事長，經理層。也不要低估了在農村實行很多年的村民自治。村裡的選舉現在也不能完全被上級操縱或不遵守規則，大家越來越比較認真的去按照規則去運作。

　　FT中文網：回到產權理論與中國改革。如何讓產權理論引導中國改革突破阻滯，繼續前進？

　　盛洪：現在改革的目標應是約束權力。我們社會的許多問題，根子就在公權力不受約束，產權的所有的威脅來自於公權力，核心在這裡。來自私權的威脅不重要也不大，你的東西被別的老百姓搶奪的幾率很低，而且你有辦法去對抗它。但是面對公權就沒辦法。所以這肯定是最危險的，而且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事。

中評網與FT中文網同步首發 2018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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