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的認識及其基本條件

　　首先，我們應該表示的，言論自由是一種天賦的基本人權。言論自由之為一種天賦的基本人權，亦若吃飯之為一種天賦的基本人權。沒有人應該剝奪任何人吃飯的權利。同樣，也沒有人應該剝奪任何人說話的權利。人生而有口，就應可自由說話，以發揮其功能。這本是不證自明之理。所以，要求言論自由是作人最起碼的要求，而並非額外的要求。

　　可是，在古代由於君主專制，在近代由於極權統治，將人生而俱有的這種天賦基本權利剝奪了。習之既久，積非成是，於是君主專制者和極權統治者認為人民之不該有言論自由乃一當然之事，乃一故常之習。在這種故常之習底下，如果人民起而要求恢復與生俱來的言論自由，反而被他們認為大逆不道。因為他們抱持這種態度，人間許許多多悲慘的事情由之而發生，於是，爭取言論自由乃成為近代政治生活上的一件大事。

　　也許有人說，你們所主張的，在原則上是正確的，無人可加非議。但是，在情況非常的時候，言論自由就不能不受到限制。這幾年來，造亂集團就會利用言論自由來灌輸毒素，來歪曲宣傳，來造謠惑眾，來顛覆保衛國家和維持社會秩序的政府。鑑於這種危險，所以在情況非常的時候，大家不得不犧牲言論自由。

　　這種論調，流傳頗廣，似乎為許多忠愛國家的人樂於採納。乍聽起來，這種論調好像很有道理。然而，如果我們訴諸理性而不訴諸意氣，稍微冷靜思考一下，便會立刻發現這種論調是不能自圓其說的；而且，它所產生的可能後果是很危險的。

　　言論自由的本身不必有特定的內容和目的。言論自由是一種工具。它可用來造亂，也可用來平亂。造亂集團利用言論自由來造亂，這個目的是很不正當了。

　　我們藉著言論自由來平亂，這個目的是很正當了。如果造亂集團尚且能夠利用言論自由以達到不正當的目的，而我們為什麼不能藉著言論自由以達到正當的目的呢？如果我們不能藉言論自由以達到正當的目的，而是害怕言論自由，那末癥結在那裡呢？這是十分值得反省的問題。

　　許多人一聽見「自由」二字就頭痛，因而也就惡聽「言論自由」。這是由於他們將「自由」與「放縱」二者混為一談。自由與放縱是不同。自由與放縱之不同，亦若珍珠之與魚目之不同。只見過魚目而未見過珍珠的漁夫，以為魚目就是珍珠。同樣，只習於放縱而沒有享受過真正自由的人，以為自由就是放縱。其實，自由與放縱在表面某一二點看來雖然相似，而內面的精神和出發點之相去，則不可以道里計。我們試拿政治上的首腦人物一比較就可知道。極權國家的首領大都是放縱的。希特勒是現代的典型實例。他高興怎樣做就怎樣做，沒有人能限制他。這樣的人，當然要剝奪人民的自由。他要將人民的自由化作他一個人放縱之火的柴薪，一直到德國燒焦了，他自己燒死了才罷手。民主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物是自由的。他們受到輿論和法律的限制，良心和道德的指責，一舉一動都得合情合理，否則隨時有下臺之虞。所以，民主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物很少壞大事的。威爾遜總統便是好例。這樣看來，許多人仇視「自由」實在是一種誤解。自由是不易講的。講自由有講白由的資格和條件。放縱的原動力是激情，衝動和私慾；而自由的出發點是理性與責任。二者怎可混為一談呢？

　　自由與放縱在本質上之不同，完全投射到言論上。造亂集團所謂的「言論自由」完全是言論放縱。那簡直是放野火的勾當。而真正的言論自由，正如真正的自由一樣，它的出發點是理性與責任。既然言論自由的出發點是理性與責任，於是它便是本乎科學的精神和道義的態度。既然本乎科學的精神和道義的態度，於是不捕風捉影，不躲閃規避，不撒白溜謊，不無的放矢；而是一字一句，都以真憑實據為張本；並且，自己說了自己負責。唯有對民族，對國家，對當前的危局抱有嚴重的責任感者，才不辭冒險犯難，據理直言，據事直陳。這樣的言論自由，難道不可貴嗎？難道不是初學民主者所應加意培護的嗎？

　　凡誠意於實現政治民主者，必須尊重並且培護言論自由。但是，尊重並培護言論自由，必須遵守這二個最基本的條件：

　　第一、造成一個可以言論自由的環境。這也就是說，讓這個環境使大家覺得發表合理的言論時，沒有遭受威脅的恐怖。而造成一個可以言論自由的環境之最具體的辦法，莫如「以言論對言論」。這就是說，如果你認為別人說的不對，你可以心平氣和，根據事實或道理，與對方討論。如果不此之圖，而採取討論以外的方式，或施用威脅手段，那末所謂「言論自由」，不過一句好聽的空話而已。

　　第二、就事論事。就事論事是從正面就所談的題目加以討論。這話的意思是說，只問是非，不問是誰說的。對於一個問題，無論是否我的朋友說的或不是我的朋友說的，如果是合理的，我們就得贊成；如果不合理，我們就得反對。無論贊成或反對，應該完完全全以論題為範圍，而不旁生枝節。這是言論自由必須的態度和修養。本乎這樣的態度和修養以從事研究，才能討究出一個公是公非。有了討究出一個公是公非的可能，才能培養出正確的言論。

　　如果我們不本乎這樣的態度和修養以從事言論，那末說話就難免離題。說話離題最常見的現象，就是撇開正題不談，而專門從側面在說話者這個人的本身找些事情加以攻擊。這就是不折不扣的人身攻擊（personal attack）了。如果甲找些不相干的材料攻擊乙；而且乙也找些材料回敬，那末就變成互相攻擊了。互相攻擊，那還談什麼問題呢？從事人身攻擊，是不夠光明磊落的，是不夠大方的，更不是學習民主者之所應為的。 有言論自由才有健全的輿論。有健全的輿論才有健全的政治。有健全的政治才能平服當前的大亂。所以，我們在這學習民主的起點上，對於言論自由應須具有上述的認識並且滿足上述的基本條件。

原載《自由中國》，卷5期7（臺北：1951年10月1日)

獨裁怕自由

　一

　　二月二十五日，報載杜勒斯向美國眾院作證，證詞中說道：「美國在和蘇俄一切談判中，有著一項重大優勢，是即我們所欲求得的東西，也就是世 界多數人民所欲求得的東西。當蘇俄每次公開而確定地拒絕任何一項建議時，世界上的多數人民都憤憤不平，蘇俄的身價也隨而下降。」又說：「就德國統一來說，事情也是相同。莫洛托夫不得不明白表示，蘇俄計劃維持他對德奧的軍事控制。蘇俄已明白表示，蘇俄領袖對自由發生基本的恐懼。俄人對統一德國不感興趣，除非他能控制選舉的機構。」又說：「杜勒斯相信「蘇俄領袖已把他們自己趕入窮巷。不安的情況是如此巨大。因此他們不敢給予人民更大的自由，生怕這會對他們不利。但如果他們不以自由給予人民，則不安情 勢將繼續高漲。」 這一番話多麼富於警惕性！多麼富於啟示性！這一番話告訴我們：獨裁極權者對於自由的恐懼是怎樣敏感，又是怎樣深刻！

　二

　　從政治的觀點看來，在一切種類底自由之中，有而且唯有個人自由才是基本的自由。這種基本的自由，即是諸基本人權。然而，一切型態的獨裁極權者對於這種自由卻最惱恨，因而打擊之也不遺餘力。為什麼呢？理由非常顯著：個人自由最實徵，最堅硬，最需要兌現，而且最難曲解。個人自由，對於一個一個的個人，老太婆、主婦、廚師、畫家、文人、商人、農夫、工人，都有實實徵徵的好處。所以，個人自由底意義與價值，不是什麼「明天開獎」，更不是「犧牲這一代以為下一代」，而是對於一個一個的活人有好處。

　　個人自由，是每一個常人底自然權利。上帝生人一張口，自然要說話，因而享有言論自由。上帝生人一個肚子，要吃飯，因而享有謀生的自由。上帝生人一雙腿，要走路，因而享有行動的自由。……這些基本自由，是固有的，任何特殊人物既不能「授與」，又不可奪取。如果有人意圖授與或奪取，那都是「逆天行事」。任何特殊組織不可拿任何藉口剝奪了大眾這基本自由。誰剝奪了，誰就是妨礙大家好好作人，甚至於不要大家活命。妨礙大家好好作人，甚至於不要大家活命，豈不是大家底公敵嗎？赤色惡魔如此，所以我們反共。古往今來，一切形形色色的獨裁極權暴政如此，所以自由思想者反對一切形形色色的獨裁極權暴政。

　　這些基本自由，是一切政治組織所不可動搖的基本條件。這些基本自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後防線。這道防線如遭突破，那末人就成了一群一群的人畜。因此，如果突破這些基本自由來「搞政治」，那末所「搞」的「政治」，不把人變成人畜，那就是捨本逐末，就如殺雞求卵。這個樣子的政治，對於人生有什麼意義與價值？君不見！極權地區蘇俄，那件事不是以看待畜牲者看待人？所以，我們如果要「搞」「人的政治」，那末，任何名義的政治組織，必須首先肯定諸基本自由之不可侵犯性，都要以諸基本自由作原始出發點向前延伸。隨便那一個弄政治的人，不可在自己底政治組織行不通，不能發生，甚至於不能維持而山窮水盡時，回頭過來向每個人底基本自由上打主意，勒令大家放棄他們生命底寶貴部分，作你底政治資本。如果你這樣做，那末就好像一個商人經商失敗了，眼看著一個一個小販底包袱出神，想從他們底包袱裡找回既失的資本。這樣一來，你至少不是一名正當商人了。

　　然而，不幸得很，我們這個時代底一切獨裁極權統治者，如馬毛之流，都不願做正當商人。毫無例外地，他們一提到「個人自由」，無不深惡痛絕。為什麼呢？因為：每個人享有基本自由，有了人底尊嚴時，他們便礙手礙腳，不便隨意操縱擺布，不便像豬群牛群那樣容易驅策了。一種方式，便於少數人而不便於大家；另一種方式，便於大家而不便於少數人。如二者不可得兼，少數人如係以自身底權利為基本前提，而且可巧又掌握全能，那末，他們會怎樣抉擇呢？毫無問題，他們一定摒棄便於大家的那一種而選擇有利於己的那一種。羅素說：「我們從歷史上觀察，政治上的寡頭們對他們自身底利益著想者多；而對社會底利益著想者少。如果我們在這一方面拿道德責難他們，那是太愚蠢了。」西歐人民經三四百年與專制及教權奮鬬，在世界人類中，他們得以最先享受經過自覺階段的個人自由。到了二十世紀初葉，列寧要實行獨裁極權。但是，個人自由構成獨裁極權統治之障礙。聰明而狡猾的列寧看準了這一點，他深知非徹底消滅個人自由不能建立專政。於是，他運用種種恐怖手段和陰謀暴力，竭力打擊俄國底自由人士，並進而消滅他們。現在，蘇俄是沒有「自由分子」了，非常之「青一色」了。自列寧以後，數十年來，許許多多要建立並鞏固獨裁極權暴政的組織，都相率效行。

　三

　　獨裁極權統治者剝奪了大家底基本自由，連言論自由也不剩。彼等對於言論自由底限制之繁與夫壓制之嚴，不下於集會及結社之自由。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獨裁極權統治，係一全面的統治。這種統治與過去專制統治不同的地方，係除以暴力為基礎以外，更益之以史無其匹的「謊言體系」。所謂謊言體系，為各種各色的主義、宜傳、教育等等構成；而整個的氣氛則為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理想主義以及唯心玄學，正如唯物玄學，同為人類思想史上最大的迷妄（illusion）。廣義說來，謊言體系是不能藉經驗的事實來直接或間接印證，但意圖因他人被騙以獲利而創構的語言網。這樣的語言體系之創構，大率利用人眾之渴望、惶惑、無知，與恐怖之情相互交織所致。謊言體系之建立，為現代諸極權統治藉以興起之一大資本，這一資本又轉而成為極權統治維繫之不可或缺的手段。實行極權統治，必須面面俱到，一有漏洞，立刻破綻百出。所以，極權統治者絕對不許人揭穿其謊言體系。

　　維持獨裁極權暴政底必要條件為建立無上威嚴。為了建立無上威嚴，統治者必須表示其一切係百無一誤。統治者為了表示其一切係百無一誤，於是必須戴上這具謊言構成的面紗。即使七月天氣，汗流如注，彼等亦不肯盛裝稍卸。然而，不幸得很，那些不能與經驗事實對照的謊言體系，如毛澤東之流所製造者，無一經得起稍有頭腦者之追問、推敲、窮究或駁議。如許言論自由，當眾指穿，則威嚴盡失。所以，在各形各色的獨裁極權地區，無不嚴禁言論自由。獨裁極權者之恐懼言論自由，亦若身患肺病者之懼怕風寒。暮春三月，江南草長，春風和煦，群鶯亂飛。彼一人兮，獨坐深宮，畏見天日。何耶？弱質天成也！不同於眾也！

　　獨裁極權者限制或消滅言論自由之方法甚多：有直接的，有間接的；有硬性的，有軟性的；有法律形式的，有法律形式以外的。酸、甜、苦、辣，味味俱全。而還有一種根本手段，為一般人所不及察覺者，為在思想言論範圍中，樹立中心權威。所謂中心權威，包括中心權威人物，及中心權威教條。在極權地區如蘇俄之類者，任何被統治者，對於中心權威人物，只有如敬鬼神之「自由」，只有歌頌之「自由」，沒有以常人視之的自由，更沒有以言論反對之的自由。因為，常人有失誤（fallible），這種中心權威人物永無失誤，他們比柏拉圖所說的形範（form）還要完美。任何被統治者，對於官定中心權威教條，只有「無條件信仰之自由」，沒有懷疑之自由，更沒有作反對的批評之自由。

　　這種地區以內，有時在表形上似乎不無言論自由。許多人「發言」，好像頗為熱烈。有些淺識的觀察者遂以為這種地區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其實，一察究竟，這樣的「自由」不過是自由之「表演」而已。這樣可憐的「自由」，與獄囚之被允准在牢裡打圈子無什分別。獄囚既可被允准在牢裡打圈子，便可不被允准在牢裡打圈子。在這樣的「發言」場合，無論表現得怎樣熱烈，所談的充其量祇是枝節上技術的問題，凡涉及根本前提的任何疑問一概不許提出。同時，沒有任何一個被統治者可以碰碰列寧、史達林、馬林可夫而不冒莫測之禍的。在這類地方，如有辯論發生，只要有人引用「列寧說……」，或者說「根據馬列主義……」，人家就如碰到真理底準繩，便俯首無言，便鴉雀無聲，或「一致贊同」。這還有什麼可說的！這還有何言論自由之可言！這是以權威主義為骨幹，以「言論自由」為外衣的政治把戲而已。極權主義原是權威主義底一種。任何形色的極權統治都需要一種權威主義作它底「精神骨幹」：新的也好，舊的也好；「階級」形式的也行，民族形式的也行；：那種方便就利用那種。對於極權類型底人物而言，除了權利以外，一切都無所謂，一切都可作權宜之計。

　　吾人須知，在貨真價實的民主國家，是沒有這一套的。在民主國家，沒有任何一人可自立於眾人之上，沒有任何人能自外於公意的批評，也沒有任何一種人造的「主義」只許信奉不許駁難。民主之所以為民主，就是在這些事體上不許有一個例外。假若不幸出現了例外，而且有個組織來維護這個例外，那末一切打擊自由民主的建制均可假此權威性的例外之名而行。這麼一來，民主政治遲早要「辦理結束」的。試想在美國，如果有人提出「艾森豪總統說……」時，大家便如至宇宙盡頭，如面玉皇大帝，那末美國所有的議員祇好每天度其週末了。而以美國科學技術之發達，不出十年，美國底民主政治會成為歷史陳蹟。那時，中學教科書上只輕描淡寫地說：「艾森豪元首光榮地結束了自華盛頓以來的平民亂政。」

　四

　　獨裁極權者對於自由既然敵視如此之深，因而他們限制甚或消滅自由的方法之嚴酷與徹底，亦為亙古所未有。凡獨裁極權主義者必為全體主義者。全體主義者用來消滅自由的方法也是全體主義的。弗頓新（Fulton J. Sheen）說：「從基本上觀察，共產主義是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學，是一個統一的世界觀。共產制度與人間一切別的制度不同。其不同處，在於它不僅管制著大家底衣、食，住、行、用等生活節目，而且也管制著人底內心生活。共產主義有一種理論，也有一種實際。共產制度不僅要代替國家與政府；而且還要代替教會，代人底良心作判斷。」這種統治一經形成，真是天羅地網，插翅難飛，連你底心靈都遭禁錮！

　　極權主義的「理論」，是前述謊言體系之重要的經緯。羅素說：「極權主義的理論是一回事，它底實際則是另一回事。在實際方面，極權主義是一群人利用某些方法奪取權力機構，尤其是掌握軍隊與警察，然後藉著各種方法高度控制他人，來鞏固其既得地位，從而獲致自己底利益。然而，極權主義的理論則完全不同：它底教條是民族利益，或階級利益。這些利益是超越個人之上的。極權主義的理論說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我們在考慮它時，不能肢解成許多部分。而且所謂善與惡，與其說是屬於某一部分的，不如說是屬於全體的。……這種說法是不通的。其所以不通，是將社會比擬為一個人身。這可謂比擬於不倫。吾人應當明瞭，政府對於個人並非有感有情的。當政治性的群體受到損害時，感受到痛苦者乃組成群體的分子，並不是整個群體。寡頭政治的理論是一種利用聯想錯誤的欺騙。」有些人對於「歷史文化」的說法，正出於與此同屬一種的思想型模。這類玄扯「歷史文化」的人，常津津妄議「主張科學」係「淺薄的理智主義」。彼等所謂之「深厚」者，究為何乎？曰：連自己都說不清楚，想不清楚，既不能印證，又不能否證的一大堆文字戲法（verbal legerdemain）而已。黑格爾、斐希特，與馬克斯之流，實為一個窯裡燒出的磚。彼等之各形各色的徒從，直接或間接，無一不是極權主義建設之小工，言念及此，不禁令人浩歎！

　　從上述極權主義的「理論」及實際之前提出發，已經有或可能有些什麼展演呢？羅素說的最確切：

　　「科學技術增加了組織的重要性，所以政府對於個人生活的干擾範圍加大。這樣一來，自然而然的結果：是科學的寡頭政治比科學出現以前任何時代的寡頭政治要具更多的權力。時至今日，有這樣一種趨勢，即是，組織併合組織，組織底勢力擴張，一直到最後完全被政府吞沒為止。」

　　又說：「寡頭政治主要地係依據於教條之上。寡頭們藉著各種科學技術來宣傳教條，控制公意。他們又藉著控制教條來封鎖青年底頭腦；藉著控制印刷來消滅任何反對的言論。所有的廣播和電影全屬國營，藉此以固蔽大家底耳目。他們更利用科學的偵查技術，以及科學的特務制度，將每個被治者底生活納入鐵的軌範之中。歷史上的暴君尼羅王曾竭力建立一個偵探制度以偵伺叛黨；可是，他終於遭叛黨擊敗。如果他能利用現代化的特務制度來保護他自己，那末一定可終其天年。」

　　又說：「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生理學和心理學底進步，將使政府對個人心理底控制力大為增加。在獨裁國度裡，將來對於兒童從幼小開始，就利用吃進去的東西，注射進去的針藥，以及聽去的訓詞之聯合的作用，產生一種新的性格。具有這種新性格者，會以政府當局底意志為意志，以政府當局底思想為思想。這麼一來，對政府任何不利的批評，壓根兒不會發生。於是，縱然全體已經陷入悲劇的深淵，他們也以為是在極樂的天國裡。」

　　這種光景，何等可怕！

　　從最近數十年的事象之演變觀察，凡向著獨裁極權道路走的地區，終必趨歸於一黨制度（one-party system）。這一個黨騎在萬人頭上。黨底頭目又騎在這個黨底頭上。所以，這個黨底頭目騎在萬人頭上。史達林、馬林可夫，以及毛澤東之流，就是過的這種非常生活。他們是萬人生活資源底控制者，是萬人禍福安危底主宰者，又是萬人心理活動底總指揮。君不見！大陸人，被迫「學習毛澤東思想」！被迫「恭讀」「毛澤東言論」！

　　在一黨制度之下的另一重要特徵，便是訓練主義（disciplinarianism）盛行。現代的獨裁極權人物如史達林之流者，無一不視「訓練」為萬能，因而當作高出一切之上的要政來全力推行。訓練之事，並非在一切意義之下為可以放棄之事。例如，技術訓練，在現代複雜生活及戰爭場合，實為不可少的一面。民主國家進行訓練的項目至多。但是，在極權統治之下，所謂的「訓練」，其重要的用意並不在此。在極權統治下的「訓練」，其主要的著眼點，在使人絕對「效忠」政權，尤其是站在上面的那一座神。從這一基本前提出發，極權的訓練在改造人底頭腦，心理狀態，以至於生活習慣，與夫稟性氣質。結果，在極權的訓練之下，久而久之，如蘇俄等地所表現者，人人滿腦袋裝的盡是口號，標語，八股教令，條例規章；個個弄得手強腳壯，耳朵長大，但大腦退化；於是，只會聽叫子聲音而動作。「訓練」進展到了這一地步，大概就算「功行圓滿」了吧！功行圓滿固屬功行圓滿，然而人也就從高等動物退化到低等動物了。從這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極權暴政：極權暴政者，把人變成低等動物之「政治」也。所以，極權暴政行之一久的地區。未有不民智固蔽的。

　五

　　基於以上的陳示，我們可知，現代獨裁極權暴政所引起的問題，最後分析起來，還不是什麼這個政權對那個政權衝突的問題，也不一定是這個政治組織與那個政治組織衝突的問題，而是它與每一想做個起碼的人之人為敵的問題。現代極權統治者對每一個想保有基本自由的人都過不去。這實在是自古以來最大的人為災禍。此禍一日不除，全世界底好人一日不得活命。

　　從前面所陳示的看來，現代獨裁極權者所用於防制自由的心機和氣力真不算小了。近幾十年來的事實顯示，獨裁極權者在內部用以防制自由所費的心機和氣力，至少不下於他們所用以對外的。他們為什麼這樣恐懼自由呢？原因再簡單也沒有：

　　有自由便無獨裁

　　自由與獨裁是勢不兩立的。一個世界不能同時這一半自由而那一半被奴役。今日世界底整個情勢，可以拿一個比喻來說明：一個正人君子碰著搶劫的。這個搶劫的緊扼住正人君子底咽喉。他不能放手。他一放手，正人君子翻起身來，什麼都完了。在我們居住的這個地球上，任何角落裡，祇要有獨裁極權者與自由民主者對峙，無論是明的還是暗的，都是這種光景。誠如杜勒斯所說，「蘇俄領袖已把他們自己趕入窮巷」。在事實上，今日所有的獨裁極權者都是如此，毛澤東為尤然。他們回不過頭來。他們必須牛角尖鑽到底。所以，他們「對自由發生基本的恐懼」，「因此他們不敢給予人民更大的自由，生怕這會對他們不利。」

　　這一實際情形之對峙，真是再明顯也沒有了：凡獨裁極權者都怕自由；凡怕自由者都是獨裁極權者。共產赤魔，集古今獨裁極權底「理論」與實際之大成。在獨裁極權陣營中，它最害怕的是自由。所以，有而且祇有自由是滅共倒俄之最合邏輯的大資本。一個人不能在白天作天使而又在黑夜作魔鬼。既要反奴役又要從事桎梏是怪彆扭的事。為善與作惡不能同時並進。腳踏兩隻船無法得到穩定，也無法得到真實的力量。明乎此理，自由中國底志士們，在選擇他們滅共倒俄底正途上，還用得著徘徊於兩端嗎？

原載《自由中國》卷10期7（1954年4月1日）

民主底試金石

　引說

　　現在，民主自由之實現，幾乎成了普遍的要求。尚未實現民主的地區裡的人民，凡有人之自覺者，無不欣嚮民主自由。即使極權統治者，目前也不敢口裡明明白白地反對民主自由。時至今日，民主自由的要求，成為世界政治的洪流，沛然莫之能禦。

　　然而，這個世界規模的政治潮流之發展，對於極權暴政之存立在基本上是不利的，因而在基本上也是不相容的。但是，極權統治者面對這一情勢，如前所述，他們不敢從正面反對民主自由。這麼一來，現代極權統治者面臨一個兩難式（dilemma）：他們在一方面要消滅民主；在另一方面又需與民主敷衍。那末，怎樣辦呢？現代極權統治是以技術見長的。現代極權統治者，從列寧到馬林可夫等，無一不是費爾巴哈（Feuerbach）哲學底信徒：他們相信技術可以改變素來認為不可改變的情境，當然也可以改變人底是非觀念。他們怎樣解決這個兩難式呢？他們主要地靠運用語意學的術法（semantical device）：一方面在字面保留「民主」這個名詞；另一方面用偷天換日的方法，在原有「民主」的招牌之下，更換民主一詞原來所指的內容；或者，曲解民主底意義——說英美舊式的民主不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唯有「無產階級的民主才是最新的民主」。西方世界以外的人，尤其是東方人，近幾十年來雖然欣嚮民主，但是，大多數人對於民主的觀念模糊不清，對於實際的民主生活方式尤其缺少體驗。正在他們熱心追求民主的時候，聽見人家宣傳民主，說原有英美的民主是舊式的，是不適合於大多數人的政治方式；只有蘇式民主才是最新的，才是適合大多數人的政治方式。一般人是習於從語言去摸索內容的。美麗的詞句常能驅迫許多人做醜惡的事。於是，他們信這種宣傳為真。這樣一來，他們立意所追求者雖是民主，而事實上所走的路線則趨向民主的反面。所求者民主，而所趨者極權，豈非南轅而北轍？

　　依照共黨極權主義者底策略觀察，在對某一地區軍事佔領之先，必須造成政治佔領；在政治佔領之先，必須造成思想佔領。所以，思想佔領是軍事佔領底先聲。既然如此，一部分東方如果誤信蘇式民主係真民主而逐漸跟著作此項宣傳者跑，豈非危險之至？為了防止這種危險，我們必須弄清楚蘇式民主究竟是否真民主，真正的民主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將基本觀念弄清楚了，自然就不為目前五顏六色的歪曲宣傳所動了。

　民主是「多數之治」嗎？

　　我們最常聽見的說法，是說民主政治是多數之治。許許多多人都贊同這種說法。熱心支持民主政治的人也是如此。此說一出，於是宣傳蘇式民主的人就大做其文章：「英美舊式的民主是少數資產階級操縱的民主，所以是假民主。蘇俄是在無產階級統治之下的國家。而無產階級佔人口之最大數。所以，蘇俄底民主才是真民主。」

　　這一說法通不通呢？只要我們底思想稍微會轉一點彎，便立刻發現這一說法是不通的。其不通知處何在呢？不錯，「民主政治是多數之治」。但是，我們不能掉過頭來說「多數之治是民主政治」。這與我們不能由「凡尼姑是女人」而說「凡女人是尼姑」的道理完全一樣。然而，蘇式民主的宣傳家卻從「民主政治是多數之治」偷偷倒過來說「多數之治是民主政治」。這完全是乘一般人不善思考而弄出來的所謂「理論魔術」。理論魔術是新的愚民術。施此術者，真是欺人已極。歷史上不乏暴民政治的事。假如說「多數之治即是民主政治」，那末我們豈不也得承認暴民政治也是民主政治嗎？顯然是不可以的。因為暴民政治與民主政治之距離，等於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之距離。何況蘇俄根本說不上是「多數之治」呢？蘇俄底極權統治，在事實上，是騎在「無產大眾」頭上的少數之治。

　民主以什麼為基礎？

　　任何政治制度，總有其衍發的或現存的基礎。君主制度係以君王為基礎。人君一身繫天下之安危。君權發生變故，常常弄得天下大亂。獨裁制度係以獨裁者一人底權力作本錢。一旦獨裁者政權力失靈，則獨裁制度立刻土崩瓦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呢？最易衝口而出的答覆是：民主制度乃建立於多數選民之上。這個答覆並沒有錯。但是，稍微嚴格思考一下，則嫌其不夠，而必須補上一項。如不補上一項，可能導致非常可悲的結果。這一層的考慮在現代尤其顯得緊急。

　　我們知道，在現代民主制度之下有選舉之事。但是，我們能否因此說，在有選舉之事的地方就是真的實行民主呢？如果我們以為如此，那末就是受玩弄了。假若我們說有選舉之事的地方就是真正的實行民主，那末蘇俄應該被視為是「最民主的國度」。因為，蘇俄選民參加選舉的百分比之高，為全世界第一。我們要明瞭，選舉這一可貴的民主手段，已經被極權統治者吸收了，當作統治手段之一。既然如此，我們只能說，實行民主必須實行選舉；而不能隨口倒過來說，實行選舉就是實行民主。

　　從蘇俄所表演的政治戲劇——當然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悲劇——看來，多數的選舉，是不難藉著種種政治技術炮製出來的。既然多數的選舉不難炮製出來，這就意含著，表面上的「多數之治」不難炮製出來。既然表面上的多數之治不難炮製出來，於是，在邏輯上，就不難產生許多可怕的結果。多數之治底一面，是多數底思想或意見決定一切政治措施。在每個人底大腦被統治機構佔領的地區，所謂多數底思想或意見也者，完完全全是統治機構底配給品。統治機構要千萬張口怎樣發音，千萬張口便怎樣發音。扮演到成熟的地步，真是「機械化」，「標準化」，一點樣也走不了。在這樣鐵的管制之下，高踞眾奴之上而又隱身眾奴之後的統治者，要導演什麼殺人劇就可導演什麼殺人劇。共黨底「人民公審」，「鬬爭大會」、「檢討會」，全是以這樣的「多數之治」為腳本的戲劇。「多數之治」居然可以隨時隨地隨便要人底命，天下有這樣的民主嗎？

　　就我們在第一節所說的看來，蘇俄這一型的實例所表現的「多數之治」，不過是「少數之治」底手段。這一事實之出現，使以「多數之治」為民主政治之基礎的想法，受到嚴重的考驗。在這一考驗之下，我們還得向更深的一層去發掘民主政治的真實基礎。

　　民主政治的真實基礎是什麼呢?歷史文化嗎？歷史文化是社群長期生活的產果。這樣的產果，如用作政治制度底材料，不必就一定導向民主。西洋近代史所顯示的商業性的文化固易轉化成民主；但是，農業文化，正如羅素所說，則是暴政底墊腳石，離民主遠甚。

　　姑無論是那一種文化材料，都與政治沒有直接的相干。要把任何文化材料形變成政治制度，中間還有許許多多轉折。文化材料與政治制度根本是兩橛。以道德為民主政治底基礎嗎？如果以道德作民主政治底基礎，便與黑格爾底泛邏輯主義（panlogicism）合流。

　　泛邏輯主義則是泛政治主義（panpoliticism）底理論基礎之一。而泛政治主義則是極權制度底骨架。在現代技術底影響甚或決定之下，過程比目標更為重要。因為人所親身接觸者為實際的過程，從未嘗是理想目標。此點自古已然，於今為烈。實現道德目標的過程如不為道德的，則理想的道德適足以造成現實的災害。古代的宗教迫害，東方的「大義覺迷錄」式的思想所造成的悲劇，以及現代極權統治之形成，都是植根於此。道德本身並沒有防止不道德的行為出現之器用。所以，道德絲毫不能作民主政治底基礎。退一步說，即令沒有這些災害，道德是在倫理界。它是制度以外的東西，因此與政治制度仍是兩橛。

　　什麼是民主制度底基礎呢？就制度而言，民主制度底基礎是諸基本人權。基本人權，不是什麼神祕的東西，而是可以一件一件地計量的。例如，思想、言論、出版、教育、組織、經營、宗教……，等等自由都是。這些基本人權，不是酋長授予的，酋長不懂這些；不是君王賞賜的，君王如能賞賜，君王就能奪回；不是任何獨裁的首領贈送的，獨裁的首領沒有這樣樂善好施。它是什麼呢？應是每一個像他和我一樣的人生來固有的。

　　這些基本人權，是民主制度底生命線。這些基本人權，如果受到損害，民主制度便發生動搖。任何國邦或社會，它底基本性質是否民主，端視這一點而定。保有基本人權的國邦或社會，才是民主的國邦或社會。否則不是。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進一步說：有而且祇有民主的社會才真正是人的社會。換句話說，一個社會是否真正屬於人的社會，完全以它是否民主為斷。物質建設發達，不是屬人的社會之標誌；有時反而是悲慘，奴役，桎梏，以及地獄的標誌。蜂蟻底巢穴常經營得很整齊美觀，莫斯科也有美國一樣的高樓大廈。我們能說這些真正屬人的社會嗎？

　　當然，這些基本人權，雖然應是我們固有的；但是，我們大多數人權之為固有，並沒有自覺。既沒有自覺，於是不曾刻意設法保障它，像保護我們底金銀財寶一樣。因此，自古以來，我們底基本人權，遂橫遭酋長、暴君，和獨裁首領之剝奪。事實擺在我們面前：人們把基本人權剝奪乾淨了，剩下一條赤裸裸的身子，則完完全全暴露於權力者底任意擺布之下，一點抵抗力也沒有，只得聽其藉任何名義來鞭撻、逮捕，囚禁、奴辱，以至於格殺。這與牛馬畜牲何異？失去自由者方知自由之可貴。失去人權者方知人生之可痛。為了人生免於這種過分的人為災害，我們必須自覺地保障基本人權。要保障基本人權，有而且唯有實行民主政治。我們可以說，民主制度是為保障基本人權而存在的制度。離開了基本人權這一基石，民主將無安頓處，而成為毫無意義和內容的空殼。

　個人本位的呢？還是群體本位的？

　　上面所說的基本人權，是對個人而言的呢？還是對群體而言的？毫無疑問，係對個人而言的。所以，所謂「基本人權」，詳細地說，應該是「各個人底基本人權」。基本人權，是以一個一個的個人為本位的。個人本位或群體本位，乃民主與非民主的基本分野之一。向群體本位這條路上走，便走回非民主。向個人本位這條路上走，便走向民主。二者之間，真是涇渭分明，絲毫不容混淆。

這裡所說的群體，常指國邦、社群，或所謂階層，以至於舉國規模的獨一定型的政治組織而言。吾人須知，所謂基本人權，僅僅指著一個一個的個人而言，才能有意義；如指群體而言，便不能有何意義。我們試把「基本人權」底內容予以展開，這個道理立刻顯露。所謂基本人權，如前所述，係指言論、思想、組織、教育，等項自由而言。以個人為單位，個人與治理機構相對而言，要求或保有言論、思想、組織、教育，等項自由，這是有意義的事；至少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即係如此。

　　以個人為單位，個人與個人之間，思想、言論、教育各有自由，或各有不同，這也是講得通的。如果說群體而且只有群體才有這些自由，那末何得謂之為「人權」？整塊的群體，根本不能思，不能感。能思能感者，有而且只有其中一個一個的個人。固然，群體中的一個一個的個人之個人交互的（inter-personal）思與感可以名之曰群體底思與感。然而，離開此個人交互的思與感，則無群體思與感存在。所以，究極認真說來，離開個人而談群體底言論、思想、教育，諸項自由，是不通之論。

　　嚴格解析起來，若干人認為是最後不可減消的許多群體單元，其實是風俗、習慣、約束、意理，甚或武力的產品。這類產品，近代常為黑格爾式的形上學的神話所支持。馬克斯則在這條思路上增加「階級」的翻新樣品。於是，群體之神聖不可動搖說，又增築了新的堡壘。在這一新的「群體哲學」之下，群體取代了個體底地位，而個人則降為此群體中的細胞。個人既然降為群體中的細胞，自然也就被抹殺了獨立自由的人格，獨立自由的思想，猶立自由的言論，這樣一來，基本人權不取消而自然取消了。於是，你底身體，以至於你整個的生命，都得毫無保留地交給那個被哲學辭令神聖化了的「群體」，聽憑「組織」來分類，炮製、染色，再作何等原料。而不幸得很，群體被神聖化到這個地步時，一定有一個絕對的權力或組織高踞其上。於是，權力成了真正的目標本身，群體被作了掩飾，個人淪為工具。凡極權體制之下都盛行這一套可悲的「路線」。

　　在民主制度之下，個人不被視作達到任何目標底工具；每一活生生的個人之本身就是終極的目標。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大家協議建立治理機構。這樣的治理機構，不能成為任何個人發洩權力欲的工具；而是每一個人追求生存與幸福的協助者。這種政治思想，自洛克以至哲斐遜，自哲斐遜以至艾森豪，深入西歐以及美國底人心。因而，儘管他們底黨派眾多，政治花樣層出不窮，他們能而且祇能在絕對尊重個人的這一基礎上玩弄。

　　一離開這個基礎，誰打算像蘇俄那樣不把人當人來擺布，誰就成為眾矢之的。所以，自西歐以至美國，一個一個的個人都能挺起胸膛來做人。認真說來，有而且只有在尊重個人的民主社會裡，人才嘗得到人的滋味。

　　話說到這個地步，也許有人懷疑：民主制度這樣強調個人，何以能講組織？何以能禦外侮？這些是我們最常聽見的問題，然而也是最不成問題的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注意，我們在上面所說的「以個人為本位」，係一原則問題，亦即一基本的心理狀態的問題。而「組織」也者，「禦侮」也者，照民主制度的觀點看來，根本是屬於怎樣維護這一原則之手段問題。這兩種問題，各屬不同的層次，各屬不同的範疇。老實說，前者是「本」（民為貴），後者是「末」（社稷次之）。二者不可混為一談，尤其不可本末倒置。

　　「以個人為本位」，乃民主政治底根本立足點。我們把這個立足點站穩了，其他「組織」，「禦侮」等等顧慮，便在基本上都不成問題。許多人一談「組織」，往往有一項錯誤的聯想：羨慕希特勒，羨慕史達林——以為非採取這一路底方法不足以談組織，不足以發揮力量，不足以齊一意志。誠然，這一路底組織，狀貌整肅壯觀，且能「迅赴事機」。但是，這一路組織之欣賞者，卻忽略了這路組織底基本危機與基本弱點。這種組織底全部精神骨幹是權威主義的（authouritarian）。而這種權威主義的精神骨幹，又需靠暴力、詐欺，與食物來支持；且又益之以「緊急事態」與夫恐怖心理。一旦暴力消減，詐欺失靈，恐怖超過彈性極限，則這種所謂壯觀的組織也者，將立即冰消瓦解，一潰而不可收拾。希特勒底武力被掃除以後，熱鬧的國社黨組織則一根草也不剩。「總理大廈」，冷如廢墟。這種組織是經不起考驗的。它是不幸時代中不幸人民之不幸的產品。富於友愛與同情的民主思想者，永遠不打算從這樣的不幸之中求取狂熱的滿足。民主的組織是從個人本位為出發點而又回歸到個人身上。因此，它處處為個人著想。所以，這樣的組織之本身，乃一有機的發展：它富於彈性，也經得起考驗。鄧克爾克激戰打不垮它，珍珠港事變也炸不倒它。當著保衛群體成為保衛個體的必要手段時，當然沒有人應該反對犧牲個人的。因為，個人犧牲的代價，最後依然還原到一個一個的個人：使他們有生命、有幸福。當著每一個人知道團體底希望與利益就是個人底希望與利益時，個人之為此而參加必要的組織是甘心情願的，個人犧牲底勇氣也是無與倫比的。這裡沒有逃亡，因而也就不必拿鐵鍊子來部勒。散漫的自由人打不過編隊的囚犯。但是，編隊的囚犯卻打不過編隊的自由人。

　　所以，今日的問題之核心，在是否有人拿群體以成其私。尤其可惡的，是那「以個人作群體之手段」的邪惡哲學及其實際的殘酷影響。

　反對呢？還是暴亂？

　　民主政治與極權政治底基本分野之一，乃極權政治絕不容許反對；而民主政治則歡迎反對，鼓勵反對，至少容忍反對。

　　一談到「反對」，許多人不免心頭火起。他們以為反對就是不忠，就是搗亂。而在事實上，許多人從事反對，確乎也是立意對人不對事，確乎也是存心搗亂，確乎甚至寧願鬧得玉石俱焚，同歸於盡。於是「反對」之說，更弄得無地容身了。

　　剛在民主道途上學步的地區，「反對」之說最易遭受這種「命運」。其所以如此，骨子裡的原因之一，乃實際權利的衝突。這類問題之解決，常非語言及理知所能為力，所以我們「且按下不表」。除實際權利的衝突以外，還有一方面的問題，即是與此有關的思想沒有弄通。

　　許多人，尤其是有勢有權的人，其所以聽到「反對」一詞就心頭火起，就是因為他們以為天下之人「不是效忠便是叛亂」，此外絕無第三種可能。所以他們一聽到「反對」，立刻不自覺地把它歸到「叛亂」之類。叛亂是十惡不赦的，所以反對也是十惡不赦。撲滅之唯恐不速，遑論容忍？更遑論鼓勵？在沒有民主傳統的地區，加之變亂頻仍，有勢有權者最容易這樣想。而急切改變現狀者流，潛意識中充滿了反抗政治權威的強烈情緒，也最容易分不清反對與暴亂。一上一下都最容易這樣想，而一方面又沒有大智大德者為之疏導，另一方面卻有陰謀野心者作有計劃的構煽，湍流相激相盪，於是演成空前的大悲劇。

　　從思想方面分析，「不是效忠」並不就是「暴亂」。除了效忠與暴亂以外，還有第三個可能，就是反對。反對不是暴亂。反對不僅不是暴亂，而且正是暴亂之剋星。適量的反對，可以消弭暴亂於未然。凡有反對之自由的民主國邦，都激不起暴亂。所以，共黨最忌惡反對，也嘲笑反對，他們所要製造的才是暴亂。

　　也許有人說：「你所說的，在原則上固然是對的；可是，要在反對與暴亂之間劃一條幾何的界線不容易；而且，在事實上，反對常為暴亂之先聲。」

　　這種疑慮是很有理由的。疑慮總比不疑慮好。對反對予以疑慮，比將反對一筆抹殺，要民主而且進步得多。我們要分清何者為反對，何者為暴亂，固然不若一個西瓜切兩半之易，但亦不若目前許多人想像之難。分辨什麼是反對，什麼是暴亂，可以我們在前面所說的一、二、三項為基礎。尊重基本人權，尊重多數的利害，尊重個人，並以非暴力的方式，拿意見對意見、拿思想對思想、拿言論對言論，祇就事論事，不施行人身攻擊，不黨同伐異，這就算得是反對。反之，不尊重基本人權。不尊重多數的利害，不尊重個人，以暴力作鬬爭方式，以動搖社會作手段，以動搖國邦作賭本，不就事論事，專行人身攻擊，一味黨同伐異，這就構成暴亂。如果以這些標準來把暴亂從反對中分辨出來，那末我們就不懼野心者之假反對為暴亂之先聲了。

　　究竟說來，就一個一個的實例而論，我們要把「藉題發揮」與「忠心的反對」二者予以清楚的分辨，頗需精細的解析能力和高度的耐心。粗俗自用者固可逞快於一時，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在政治事務中，最敗事的思想方式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dichotomy）。世界事象這樣複雜，那是簡單的二分法處理得了的？然而，這種簡陋的思想方式，正被若干龐大的政治組織向幾億人口灌輸。這真是人類底不幸！

　權威主義的呢？還是科學心性的？

　　權威主義與非權威主義，乃極權政治與民主政治在精神上的基本分野。獨裁政治底形態有許多。極權政治底形態也有許多。然而，在精神上，他們有一個不變的共同點，就是絕對權威主義的。在獨裁或極權統治建成的地區，瀰漫於群眾心理之間的，有一與政治權威攪混在一起的所謂「思想」權威。這個權威，類似中古時期的「國教」，是絕對不許觸犯的，不許作反面批評的。大家碰到它，只好「行人止步」。良以非如此不足以從心理上收震懾之效，不能從心理上收震懾之效，在一較長遠的過程中，就會危及實際政治權力的。所以極權統治者不僅要佔有你底身體，還要佔有你底頭腦。所謂「馬列主義」就是這一類底頭腦佔領軍。推廣言之，在這個地球上，任何只許信從不許作理知分析的「主義」，都是權威主義的幌子：它底基本作用在思想鎮壓。

　　照蘇俄底政治技術所能達到的程度看來，它實在不難偽裝成一個很「民主的」國邦。至少在目前，它所導演的「選舉劇」，看起來比民主國家底選舉還要逼真。我們不難想像，它甚至可以一手炮製兩個或多個技術性的反對黨。這些技術性的反對黨，只作技術方面的批評建議，或者找些無傷原則的小問題發揮，傷皮不傷骨。這種御用的組織，發展到一個地步，在必要時，還可以用作打擊內部政敵的工具。還有許多別的方法，蘇俄統治者在認為必要時都可以權宜採用，作為「民主」的點綴。然而，無論如何，他們有一點是絕對不能讓步的，就是對於中心權威的「思想」和人物絕對不許動搖，攻擊，和作反對的批評。我們簡直不能想像，在蘇俄誰能公開聲明馬克斯主義荒謬，史達林是個印假鈔的犯人，馬林可夫是個陰謀家。因為，到了這個地步，極權統治就「圖窮匕見」了。把這一點點假面具揭開的話，極權統治什麼也沒有了。菩薩只能從正面看，從背後看稀泥一團糟！所以，任何型態的集權統治組體，首要之務，就是用最大的氣力並竭盡一切手段，來保持住那點權威。權威，是極權者底生命線。

　　民主政治則不然。整個民主制度，在經驗中逐漸產生於多數人民底實際需要，因而它也就是置基於大家底共同利益之上。既然如此，民主政治不能也不必拿權威主義來掩護它。因此，在民主國家，沒有任何人是碰都不能碰的神聖，更沒有任何思想是碰都不能碰的大經大法。民主國邦未嘗沒有首領，但它底首領常是笑嘻嘻的，富於人情味的，易於同人接近的。他們底存在與大家底存在是一致的。哲斐遜就總統職時步行前往。他不需要秦始皇和史達林底威儀。照民主思想者看來，除非人間真有超人，真有天書，否則人造的思想學說人就可以批評。這樣世界才能有進步。同樣是談歷史文化，在黑格爾泛邏輯主義影響之下的禮法式的人文主義者講來，就講成不可褻瀆的「頭上太歲」。而民主的科學的人文思想者則把它看成是可以錯誤的產品。沒有錯誤，那有正確？

　　作者希望在以上所說的，不致引起讀者一項印象，以為民主國邦和社會是事事反權威的。作者在上面只是說民主政治是非權威主義的（non-athoritarian），並沒有說民主國邦和社會是事事反權威的（anti-authoriative）。弄不清此二者的區別，就要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作者說民主政治是非權威主義的，這話底意思就是說，民主政治之存在與使行，完全不靠權威主義。更進一層說，民主政治不把思想權威、社會權威、經濟權威、軍事權威，歷史傳統所形成的權威，以及祕密力量所構成的權威等等交織起來加以一元化，構成政權。

　　我們把話說到這裡，也許有人懷疑：難道民主的國邦和社會就沒有權威？有的，而且比極權國邦多得多。極權國邦底權威，有而且只有那麼一個極峰。一切權威都被史達林當盡了：他不獨是政治權威，而且是軍事權威；他不獨是軍事權威，而且是哲學權威；他不獨是哲學權威，而且又是科學權威。總而言之，他底每一個細胞都權威化了。凡極權地區底首領無不如此。民主的國邦和社會永遠出現不了這樣的奇蹟和超人。恰恰相反，在民主的國邦和社會裡，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權威。愛迪生是發明底權威，愛因斯坦是物理學底權威，卡內基是事業方面的權威……這些權威是多元地存在於社會底各方面。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權威為社會而存在，為人生而存在，並沒有被編組到政治權威的架構或體制之中來控制人。

　　為什麼在民主的國邦和社會固然有權威而權威主義行不通呢？這主要是科學的心性（scientific mentality）使然。在西歐以及美國這樣的地區，不要說權威主義行不通，任何虛玄的「主義」都不受普遍歡迎。西歐和美國人具有科學的心性。具有科學的心性者注重「實事求是」。詳細一點說，科學的心性是：1.重印證的（confirmable）；2.解析的（analytic）；3.重嘗試的（tentative）；4.運作的（operational）；5.累進的；和6.自行修正的（self-corrective）。 因此，經驗論的態度也就遍及英美。實用論（pragmatism）也是經驗論之一種。在這一路底思想籠罩之下，帝王崇拜（emperor cult），首領崇拜（leader cult），以至於政府崇拜（government cult）等等神話賣不出價錢。卡內基為什麼有他底重要地位？這並非他是「天生聖人」。經驗告訴我們，這是他勤力得來。假若我們勤力，我們也可以到他那種地位。這就隱含一個人身真正平等的觀念。科學是純理知之運用。理知之運用，可以使我們生活在一個清明的世界裡。唯有在民主的空間，理知才能無阻無礙地發展。所以，科學與民主，在實際上，是不可分的。

　結論

　　我們在前面將民主與非民主之間的分野勾勒出來。從這裡我們知道民主固然是多數之治；但多數之治不一定就是民主。民主底根本基礎是人權；凡侵害人權的政治一概都是非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以個人為本位的，是從個人出發而又回歸到個人的。任何強調群體而抹煞個人的政治無疑不是民主政治。依現代的實例觀察，凡倡言從群體出發，而歸結起來又不落實於最大多數一個一個的個人之政治，一定是在骨子裡為少數個人把持的政治。這類底政治，在古代為專制，為寡頭；在近代為獨裁，為極權。在民主政治之下，反對是常態。凡不能容忍反對的政治，不能算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精神方面的特色是非權威主義的。假若有一個政治，它在其他一切方面都是貌似民主的，只有一點不同，就是在社會裡瀰漫著權威主義的空氣——它底政治首領頗被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人物，它有不可反對的國教；那末，一萬乘零等於零，它不是民主政治。

　　作者在以上所陳示的，可以說是民主底試金石。任何形態的政治是否真正的民主，在這個石頭上一試便知。

原載《祖國周刊》，卷8期12（香港：1955年1月3日）

本文轉載自【殷海光基金會】，原文網址http://www.yin.org.tw/yin_cogitation.html#t4